关系、人情、面子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
20060815社会文化： 作者 李国旺 日期 2006-8-16 20:43:00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共同观念体系，它是一个民族通过风俗、风尚、价值观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是该民族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准则。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人们的思维模式、经济伦理以及价值观念均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在人们对个人经济事务的处理上，人情、关系和面子作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仍然从潜意识中左右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人重人情、重面子、重关系，人情高于一切，面子高于一切，关系高于一切。中国投资者的投资观念、理财方式、投资目的特别是外在的投资行为等等，都同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情、关系与面子，是中国人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中介、平台和润滑济。在人情的作用下，每个中国人有一张自己独有的关系网，网中有家族血亲，有人情世故，有各种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来往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人情、面子、关系三者紧密联系，人情是关系的基础，关系是人情建立和发展的手段，面子是人情和关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目标[1]。
中国人讲人情、讲面子、讲关系。人情、面子、关系都是中国的制度性的人脉机制和各种潜规则的理念源头，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影响很深, 人们常常把个人“关系”看得甚至比机构之间的联系和法律标准更为重要，在无形中对中国投资者的行为产生控制作用。 顾名思义，关系之“关”原意为“门”，引申为“合上”，含有“圈内人”的意思。“系”原意是“结”，引申为“联系”，含有形式和等级之意。在中国，非权威“联系”权威几乎是自动的。中国文化中，“关系”是机构联系之外的“个人联系”，跨度很，可以从私交到轻度行贿受贿不等，因此是一种心照不宣，双边互利，以备他用的私人“社会关系”，一般不公开或半公开；但可以存储，遇“机”而用；还可以转让，如“介绍关系”等。在官方中立的情况下，“关系”连接的方式和给双方带来的好处是没有限制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可以分配中国的稀有资源。但“关系”也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旦无利可图，便容易崩溃[2]。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关系”作为正式体制支持的替代物，具有普遍性。因此，私营企业比集体企业，集体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加仰赖“关系”[3]。“关系”是古代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原则在现代商业中的运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朝鲜，以及海外华人圈等也都讲“关系”。但中国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人是建立在小群体的基础之上的，朝鲜则是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之上的（泽熙，2001）。
一、关系的本质。《现代汉语词典》[4]对“关系”一词有分项列举的解释：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人和人或人和事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值得注意的地方（常跟‘没有、有’连用）；泛指原因条件等；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关联；牵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界定为“个体或若干个体或群体之间由于某种性质所构成，或者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状态。”[5]关系意识是人们对关系主体、关系作为及其它各种关系现象的认识、评价、情感体验等意识现象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人的关系意识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6]。
1、有关学者对关系的论述。费孝通（1948）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来解释中国人的人情现象。中国人人际交往模式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特色：以自己为中心，把与自己相互交往的他人按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圆圈，与自己越亲近的，在与中心越贴近的小圆圈内。“差序格局”是指中国人以不同的交往法则来对待属于不同圈层里的人，跟中心越接近的，对他们越好。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具有对不同关系的人采用不同的交往法则的“特殊主义”和“个别主义”特色。但是，人际各格局的界限是随情境而伸缩的[7]，可以任由行动者自行做出解释及划分，以致有“名实分离”的现象。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私人联系逐渐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传统社会的社会道德只有在私人关系中产生意义。
许烺光在《宗族·种姓·俱乐部》（Clan,Caste and Club ）一书提出“情境（亲情）取向”（situation orientation）概念，说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他认为：中国、印度和美国三个国家的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背景，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心理文化取向和行为模式：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以情境取向和相互依赖为特征；印度教徒的处世态度以超自然取向和片面依赖为特征；美国人的处世态度以个人取向和自我依赖为特征[8]。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重视人伦的义务情感多于亲密的自发感情，一般的人际交往又多受这种义务情感的左右。因此，人情出于社会规范，不是人性本能（许烺光，1971）。
金耀基（1980）把人情细分为三个层次，人情即人性之常情，即喜怒哀乐等自发的情绪；人情是人际交往中，人们用以表示情感所交换的资源；人情是一套交往规范法则。这套法则的重点在于一个“报”字，亦即人情的交换与交流是遵循比较严格的“礼尚往来”的规则。
Jacobs（1982）认为人际关系包含关系基础及感情两个部份。关系基础是指两人通过一些共同点建立的联系，人们会根据两人共同拥有的联系，来考虑应该给对方多少人情及面子。在考虑具体人际交往行动时，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包含多少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认为有给予某种人情、面子义务的联系，人们用之来决定如何对待交往的对方。关系是人们用以决定要如何对待他人的依凭，对待是指以关系来决定要给对方什么样的感情。
乔健（1982）认为在人际关系的具体运作及运用中，人们是把自己与对方所累积的各种既定联系加以通盘考虑。
黄光国（1985；1988）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人际交往的“人情与面子”的模式，解释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即交往双方支配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角力，涉及的是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的“运用”。中国人在进行资源交换时，其基本历程之文化特点，在于“关系判断”是主要考量。
翟学伟（1993）把中国人的关系视为是由人伦、人情，及人缘这三个概念组成的社会建构。石秀印（1993）依据十个人际交往的两极特性维度将个人会如何对待他人分为两种取向：“指向他人”和“指向自己”。
陈俊杰（1996）将关系看成是具有三个维度的构念：伦理、情感及利益，关系本身则体现了三个层面的意义：价值、规范及行为。关系当成是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资源。
杨美慧（M. M. H. Yang，1994）：关系指涉夫妻、亲人或朋友，也可以指涉社会连系，亦即一种内含着（而非摆明的）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两人关系。当两人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一个人情，不过这一要求暗含的条件是，将来某时他必须向对方回报这一人情债。
阎云翔（Yan，1996a；1996b）发现送礼行为与人情、关系及关系网的建立及维系之密切关系。还有些作者对中国人关系作了具体性的研究，如杨中芳关于送礼的研究[9]，金耀基的人情及面子研究[10]。
综上所述，关系可以被分为三大类：家人、熟人及生人。关系是在人际交往的处境中，被运作、运用及运筹，以及相互影响的概念；人际交往可被看成是一个在一个场合中进行的往来活动，包括两个层面的往来：物质交换及感情交流。人际关系除双方在人际交往的两个层次的交往经验累积外，还包括一个可以概括两人既往所有交往经验，包括由两人过去交往所涉及到的、所有社会上认可的既定联系（如同学、同乡等）所构成。人际关系是各种与关系相关的链接，因此在某一时间点上，人际关系是关系基础、物质交换及感情交流三个成份的现状之综合。人际情感包括既定的（义务的、规范的）及感情的（真正的、自发的）这两个成份。人际关系是人际交往中情感表达的指引；人际情感又是人际交往中，决定人际关系的发展及分类的主要考量[11]。
2、关系的新特征。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意识产生新的诸多特征。
一是中国社会人的关系准则是特殊主义的，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人们的关系意识虽历经演变，但特殊主义的交往准则仍占据了主要地位。血缘、地缘以及某种政治色彩等依然是制约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组织的一般形态都是科层制，但实际运行并不符合标准的科层制的要求，同事之间必然有许多面对面的交往，以及需要大量地感情投入[12]。
二是中国人的关系意识中公、私因素交融一体。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中，都存在较为普遍的公、私领域相结合的现象。在任何一个单位中，特定的个人能否得到顺利发展，既靠其工作能力和实际表现，也有赖于个人与领导的私人关系的好坏。这种关系意识的深入人心，并将对的公共效忠与对领导者个人的私人效忠结合在一起[13]。2003年5月起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首富”周正毅、万泰系的控制人钱永伟和上海腾达掌门人许培新相继在香港“沦陷”。他们在致富的过程中，善于运用政策空间构建复杂关系网络。上海三富豪折戟香港，是他们不了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游戏规则”，他们在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行为仍然带着浓厚的“原始积累”色彩，即寻求与权力的结盟，包括与金融机构的不正当交易[14]，在香港已经完备的法律体系下当然有不适应的地方。
三是中国人的关系意识保持了以人情原理为基础、追求关系平衡性的历史传统。尽管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中国人有着浓重的以人情为基础追求关系平衡的传统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虽然，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在关系主体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日升，但追求关系平衡仍有很突出的地位，因此，在日常中仍然表现为谁也不得罪，谁也得罪不起的和事佬现象。
四是中国人的关系意识中的关系准则追求模糊化，抽象化。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坚持以儒家的抽象伦理原则取代理性的可预见性的规则。这种“模糊化”的传统，不仅在中国人的传统关系意识中地位显要，在今天的中国人关系意识中也至为重要。人们希望用一个模糊的准则来衡量关系网络的建立。从中国人的关系意识中存在不分公、私领域的现象，公、私不分促成了关系主体化公为私，往往把公的社会资源纳入私人关系领域。证券市场中频繁出现的各种违规和违法行为，都有是化公为公的具体化表现。有些投资者根本没钱，但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合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不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只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15]。
五是中国人关系意识强调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在关系体系中的作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确立突出“伦”，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是最为基本的。关系主体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及具体的行为准则的遵循，都应与主体的“伦”相联结，一切相互关系都立足“伦”的原则要求，这种具有身份或地位性的因素成为整个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盛行，所谓“论资排辈”的泛化正是主体的地位和身份因素在关系建立中的显要地位所致（李金泽，1999）。
中国人关系意识的上述诸特征，既与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有关，但也与当今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关系。虽然在推行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仍不能低估，国家权力仍广泛渗透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个人资源的利用和增殖仍然受制于国家权力的运用，关系主体希图通过各种关系行为来提供资源的配置效益[16]。
3、关系与投资者行为。中国当今社会关系中仍然流行的“人情”原则，涵纳了诸如“能近取譬”、“将心比心”、“人皆有同隐之心”、“体谅”、“谅解”、“交心”、“知心”、“设身处地”、“情有可原”、“心心相印”等情结[17]，为关系主体之间既有冲突选择非制度性因素的特殊解决奠定了基础。中国人的关系意识在准则上，模糊的人情原则仍是渗透到当今社会各领域的关系准则。现代中国人毕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社会关系网络及资源在地位获得中的经验及认同，逐步发展成既承认现有制度安排的结果，又偏爱并运用传统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地位获得功能的双重需求及行为[18]。正因为关系意识资源、关系网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历史继承性，才使现代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仍然追求关系的平衡性、关系准则的模糊化与抽象化（李金泽，1999）。 在中国，由于注重社会舆论和亲缘文化，人们作出某种选择和决定，往往要面临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为寻求平衡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增强安全感，投资者往往会采取从众行为，这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而且在信念上也改变了原有观点。目前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消息”“传言”所以能够通过各种 “关系”渠道进入投资者的个人决策，正是利用了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当然，投资者中也存在“特立独行者”，具有这种行为倾向的投资者，往往能够克服群体的压力，保持自身独立的态度和信念，在操作行为上则体现为对市场的逆反心理和逆市操作。
二、人情的本质
1、人情的起源。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庭为经济主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建立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人情和家族为主的伦理本位社会。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情，人情是由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农意识发展起来，与儒家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在封闭保守民族心理影响下，形成独具特色的人际交往关系。直到今天，大陆农村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相互之间以家庭为单位，基本利益不交叉（你家的田和我家的地，界线分明丝毫不相包含和混淆），相互交叉的更多的是感情。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调整的关系，主要局限于“私德”的范围而非“公德”，主要涉及感情而甚少涉及利益调整[19]。
2、人情的内含。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 “仁”就是在“人”字旁边加个“二”，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界定什么叫“人”。 传统儒家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伦文化，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文化。中国的个人是由群体来定义的,中国人是由社会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己，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传统社会中“个人利益”在中国社会上是不合法的，因此明白追求个人利益更是不容存在的，而在西方每个人都可在已规定好的法律游戏规则下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在中国的文化下个人不能明目张胆地争取权利[20]。 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家族主义、人情取向、重变通性、模糊性、情境性、层级关系、权威性人格、循环性或同时性的时间思维法等。由于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上中国人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理基本上建立於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关系、人情、面子、服从、从众、特殊主义和家族集体主义为主的伦理本位社会。儒家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人情关系学”，创立出一套家族伦理本位文化。这种文化压缩有个性、有自我人格的人，只重视和强调由家庭伦理生发出来的家族关系。儒家学说中“三纲”、“五伦”这些重要的概念，实际上都是家族伦理或它的延伸，“五伦”之外，是绝不可能出现“群群”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伦”的。因此，中国文化压缩个人，注重家庭，将人际关系家庭化。正是这种文化原因，造成了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自周公、孔子以来的两三千年，中国建立起了一套极其稳固的，把人伦关系权力化、名分化的礼治秩序，并用这套秩序代替了宗教，代替了道德，代替了法律，代替了政治。依照这套秩序，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主体性、创造性，通通不予承认、不准发展，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特征长久被压缩在忠、孝的道德要求之下，任何与这套礼治秩序无关或相抵触的社会活动、社会团体都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
3、人情对中国人行为的影响 。（1）从众心理与羊群行为。儒家学说强调“族群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即个人在群体中的生存本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群体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力，众人的人格处于从属地位。族群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毫不利己）、消融于群体之中（族群是一个大熔炉），但却并不主张平等，而保持等级，结果是依等级、辈份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人格从属关系，产生族群主义的服从心理，并在牺牲个人权益的要求下，个人精神消融于群体中，只要权威发出指令，个人就将是心理群体一员，依照群体中其它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
（2）关系堆积与法情冲突。社会学家费孝通（1948，《乡土中国》）说过，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活在一个人情网络里。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世事洞明皆学问，从情练达即文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因此，即使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也是利用堆积的社会关系，探听各种信息，挖掘操作的资源。
中国人最大的东西是“人情”，人情的核心就是面子。人们的一生，多少人都在为“名”而奋斗。 “名”被人们大体理解成“面子”。有无“面子”，“面子”的大小，反映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形象。面子这东西一是浅，只重表面。二是大，无边无沿，上至的国家法律，下至道德规范，都可在面子的覆盖下荡然无存。面子既“大”又“重”，生活中不少人被面子所累，甚至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子有时是十分害人的。比如，在长达两年的牛股行情中，银广夏成为各家媒体及分析师笔下的宠儿，什么“中国第一蓝筹股”、“最黑的黑马”、“跨世纪牛股”等等，赞美之词不绝于耳。但是，有着“跨世纪牛股”之称的银广夏，在过去两年间创造的“利润神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了面子，一些人不顾事实，编造各种虚假信息，比如有人就编写了《世纪牛股银广厦》的大作，向投资者极力推荐买入银广厦，以为庄家出仓制造条件。
因此，中国人很讲究人情，准确地说是很要面子。这面子不是自己给自己，而是向别人来讨要，即“面子”不是通过自我人格、尊严与荣誉等自我形象树立来，是个体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与顺从而得来。在他人取向下，传统中国人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特别敏感，老是要顾全“面子”，要有“脸”，希望在他人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给个面子”、“赏脸”与“捧场”、“请您夸两句”具有相同的表达意思，因此，我们的歌星最怕在台上被冷落，无论如何要向听众讨要掌声，以得面子。领导人讲话，更要给予面子，要用热烈的掌声对讲话表示由衷的欢迎，即使你在开会时睡着了，也要在睡梦中鼓掌。不过，最近一些投资者似乎不太给领导人面子，比如，2002年11月8日证监会宣布将实施QFII制度，市场不升反跌，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过去政策出台时，往往利多出尽，投资者由于长时记忆的作用，认为QFII制度将出台的消息是出仓的时机。
由于对面子的过分重视，中国投资者在操作过程中十分强调维护自己操作上的面子问题，如果操作失误，一般是先拖着不卖，如果长期被套，则形成处置效应。中国证券投资者死要面子活受罪，在证券投资过程中是常有的行为偏差。同时，中国人希望与其他的个人维持和谐而良好的关系，而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人情面前，为了体现面子的价值，可以虚伪地对不同人说着不同的话，甚至互相矛盾，也在所不惜。比如，中国人在“家”的面孔下，可以织成各式各样的“关系网”，并在人情网中获取某种资源，通过“家”字可以将人情链条伸缩自如，但将这种人情链条放在现实社会中，看见的是人情社会性冷漠化的倾向。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人际关系缺乏同情、关心与爱心，人与人之间都是冷漠的关系[21]。因此，凡是与“家”无关的关系，都有是可以损害的对象。中国投资者经常看到在大公无私的表面下，中国人对家是无比呵护，对不是家的东西，则能占则占，一些金融大鳄不停演绎着化公为私的行为。
三、面子的本质
1、面子与表演 “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无愧是中国人做戏的本领（鲁迅）。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 的社会，中国人把重点放在面子上，面子关系到他人的评价，评价的好坏影响到关系的保持。由于老要顾全“面子”，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己意愿的话和不得不做有违自己意愿的事。因而，在社会互动中并非要以自我形象“脸”的建立来获得“面子”，做人的重点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他人的评价或表面应酬上（沙莲香等,1998）。 中国人讲面子是出于种族的强烈的“戏剧本能”，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 ，“人生本是一场戏”，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恰当地去表演，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面子就象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锁[22]。 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大凡中国人，说话办事既要给自己争面子，也要给别人留面子，还可能会向他人借面子。讲面子要面子，这几乎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第一要则。面子也指“体面”，即人类对身份尊严荣誉及外在形象等等价值因素的自我意识或社会评价。大体说来，“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人格标准，同时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工具，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比如，当今的宴请，非常讲究面子，已成为社会群体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不问价格，不讲质量，不看品种，宴请成为一种虚设的、缺失内容的、自我欺骗的热闹、欢乐、荣耀、面子、身价。但是，任何群体性的行为都是排斥思考的，面子使投资群体的无意识非理性行为更为严重。
2、面子的本质。表面热闹的人情和面子，实质是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表面上的人情和面子，内含的是利益关系，因此，人情和面子是以利益为杠杆进行变换的关系。关系是人们给与交往对方情感的依凭。在考虑如何对待另一个人时，往往是在考虑要给对方多少情感的大框架下，来思量自己与对方过去交往的各种联系之后，然后再决定要履行什么情感义务。人际关系是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个体对于其它个体的一种心理倾向及其相应的行为。它反映了在相互交流中物质及精神需要能否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人际关系是人际交往实践的结果，由两个成份的状态构成：物质及精神。中国人对面子问题非常重视，所以要“打肿脸孔充胖子”，正如前面说的，即使遇到风险，操作失误，也要维护面子，护住不出仓，从而形成处置效应。
3、面子关系的实用理性与关系网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关系”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建立的目的是参与分配中国的稀有资源，一旦无利可图，关系便容易中断，面子也往往淡化。中国的文化是实用理性文化，中国人如果不见到实际效果，是不会建立关系的，也不会去维护面子的。因此，不要面子的时候，是关系破裂、人情消失的时候。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传承了几千年后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行为，造成了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一些机构联合做庄往往失败，究其内在原因，是因为一些机构急于实现其利益而置关系于不顾，中科系案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及其体现的利益无所不在。办户口、入档案、调工作、上牌照、评职称、获奖励、分房子、买缺货等等，人情和面子就在其间发挥着微妙而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普遍不是通过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等道德因素来建立，而是通过繁杂多变的“礼”与“情”等外在物化的人际交往来体现，人情中“情”因此脱离真情实义与真挚情感之原意，深化成中国社会中特有物质交换形式，人情越来越来成为某种物化价值的契约。如果《资本论》中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23]，必须通过交换价值来表现。在中国得先有关系，你才能施展才能、实现人生价值。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巨大案件，往往与当事打通银行关系，违规贷款进行操作有关。在日常的交易过程中，一般投资者也只相信自己私人圈子内的人推荐的股票，而不管这种投资建议是否科学合理。一些私募基金却通过物质利益与一些机构经理或者是机构操作者拉关系，挖掘内部交易信息，以求得超额利润。
4、面子的深层结构。中国人的“脸面”之“脸”主要与个体行为有关，集中体现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面子”和社会互动有关，偏向互动的关系状况；“脸”是人身一部分，“面子”则表示关系；“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圈子的认同形象而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面子”是这一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效果或地位；因此，中国人做人的重点不在自己的人格、品格，而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上[24]。为了“情面”使人不得不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说些或做些有违于自己真实意见或感受的话与事，即在人情面前，为了体现面子的价值，可以虚伪地对不同人说着不同的话，尽管许多的话并不是自己真实的意图或意愿[25]。由于中国人建立在群体价值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面子”，其内涵直接体现为宗法人伦伦理。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个人并不那么着意自己的脸面，更注重他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圈子的脸面。“保全脸面”和“丢失脸面”之间的分界线的划定的是顺着个人所归属的那个社会圈子。因此，尽管个人身份或成就也是面子的重要资本，但它不属于个人，而是依存于相应的社会圈子。每个中国人都有为群体挣面子的义务，也有分享群体面子的权利，但却没有丢面子的权力。因为你所丢的已经不是个人的面子，而是群体的面子。中国的面子文化里缺少让个人重获体面的忏悔和宽容机制，在很多情况下，群体的面子一旦受损，个人力量是难以挽回的，个人也将永远无脸面对[26]。
因此，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松本一男）。中国人被人指出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最优先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造成中国人难于改正错误。在他人取向下，传统中国人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特别敏感，希望在他人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希望与其他的个人维持和谐而良好的关系，而不愿意得罪任何人。这种处事态度和心理状态下的中国投资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产生从众行为，即使投资失败，也要保全面子，不及时出仓，从而使从众行为转变成处置效应。
以良知为代价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游戏规则，“体面”的表像被异化为不体面言行，这便使得中国人讲面子或保面子，演变出一整套学问，成为一种非公共关系的人际关系法则。中国人的“讲面子”最终往往是以牺牲个人尊严甚至良知为代价的，许多面子经常是靠虚话谎话甚或推卸责任来维护的。为了保体面，把主要精力放到“做人”上。“做人”主要是要领悟各种事关面子的人际游戏规则，学习如何获得和处理面子的艺术。对中国的面子文化来说，最大的关节就是如何保面子。中国人一旦有了过失，不是首先直面过失，而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如何维护挽回自己和群体的面子。这时，回避错误，文过饰非，甚至以小面子的牺牲来挽救群体或长辈或首长的大面子等等在西方人看来极不体面的矫饰虚伪行为，便成为中国面子文化的常规通则。如果个人失误造成丢失面子的事情，单位领导总要先隐瞒住，以避免单位丢面子。如果个人丢了人格，在外国人面前也就丢了“国格”，丢了全国人的“面子”，给中国人造成了沉重的“面子”负担。比如，在SARS疫情爆发时，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是隐瞒事实，避免丢面子，内含却是不承担责任，以至失去了防治的大好时机。 由于面子的最终所有权属于个人的社会圈子，个人的荣辱与圈子相关，因此，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往往要受圈子中群体意见的压力，屈从群体意见往往也是个体在投资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否则即使个功成功了，也是一个不讲人情关系的人，是不给群体中其他人面子，将受到孤立。
五、人情和面子的消极影响。中国人的面子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在社会各项游戏规则中，面子、关系和人情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但过多的“润滑剂”反而使其作用走向反面。
1、人情和面子只偏向自己人圈子，对“圈子内”和“圈子外”的人，实行完全不同的标准。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不孝。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批评指出长辈的错误。
在人际关系中人情和面子往往就决定了一切，一个圈子的中心、领头人怎么样，他圈子里的人就怎么样。中国文化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文化，中国人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但人情一定是有范围的、是有具体指向的。对圈子内和圈子外的人，中国实行完全不同的标准处事。对“圈内”的“自己人”，当然是情义为上，什么都可以；对“圈外”与自己无关的人，但毫不关心，甚至损人利己。费孝通指出，中国人的人情关系范围，并不是指固定的团体，更不是想象的那样完全以家族体系为标准，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圈子内部进行内幕交易、内部政策或保密政策向关系圈泄密，这是常见的违规行为，但少有受到惩罚的。当然由于圈子到处都是，信息在私人间迅速传递过程中也往往促成了羊群效应和从众行为。由于过分讲究圈子，过分重视和相信圈内的信息，使投资者对公开的信息反应不足，可能失去了投资机会。
2、“圈子”的伸缩性及消极性。圈子以“自己”为中心，有很大的伸缩性。社会关系逐渐扩散出去，私人联系不断增加，但圈子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改变、调整。原来不是自己圈内的人，如有用，则通过拉关系，使其进入圈内；虽是圈内之人，但对自己无用或有冲突，必须排除在外。因为种种因素，致人与人间表现出非常冷漠的态度。在冷漠的环境中，人们只会对自己的亲人、朋友予以帮助，对于其他的人，则一概不管[27]。因此，从自己人情链上取得“情”之温暖时，如果将这种人情链扩大而放到社会中，则出现人情冷漠化，因为对“圈外”与自己无关的人，中国人毫不关心，社会人际关系缺乏同情、关心与爱心，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28]。 “圈子”的这种可伸缩变动性和伸缩过程的冷热变化，造成了“拉关系、走门子、建关系网”的风气。“关系网”对个人十分重要，一个人建立了广泛社会关系，意味着手里掌握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可以“左右逢源”。“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中国人人都靠别人并被人靠，要生活，要做事，就要有适当的人际关系；有了适当的人，就能做成要做的事，不在于这件事本身是否该做，是否重要；所以是非如何、合理性的问题就不重要了，办事的规矩、规则就更不重要了。
3、建立人情，抛弃法理 重“情”抑“理”就是重面子、重关系而抑是非，因为“情”更多偏向于“礼”及一切形式化的应酬和交际。中国人特别强调我与自己人，即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紧密联系，通过“家”的面孔织成各式各样的“关系网”，并在人情网中获取某种资源。人情的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里有更小的圈子，谁都相信只有在更小的圈子里，别人才真把自己当“亲兄弟”[29]。因为，中国人相信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关系圈中才安全，才能维护自己本该得到的利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包括六个方面：家族主义、尊老、人情主义、礼貌、脸面、男性主义，其中脸面二字为核心，因为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同事、同乡、同学、邻居，拐弯的亲戚、抹角的战友、远在海外的旧友、一面之交的新朋，均在审视之中，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力争成为“社会关系”的大户。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与价值认同中，是通过人情文化来认同，情与理并不对立，巧妙统一在情中。如果说某人不通情，就是不通理，但不通情要比不通理严重得多。在中国，法治与人治之间一直存在着许多矛盾。法治的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是被根深蒂固的人情面子关系软化，有人便是有理，有人情便胜过了一切理。
4、面子文化牺牲个人利益和尊严为代价。中国的个人是由群体来定义的。“个人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合法的，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更是不容存在的。反正要做什么事，不管是为公或为私，都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要为整个团体有利的说词才容易成功（孙隆基，1990）。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五伦为基础架构，五伦又以亲族关系为其中心价值。这个价值系统，从家庭强调等级分明的和谐秩序，发展到社会系统强调群体忠诚；这种等级分明与忠诚，乃是要求个人为维护群体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面子。西方人为了挣体面，便要努力去“做事”；我们为了保体面，却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做人”上。这“做人”并不是指加强公德修养，而是要领悟各种事关面子的人际游戏规则，学习如何获得和处理面子的艺术。这就难免使人产生中国人处处做戏的感觉。中国人情观念面前，任何理性都要在它构建的平台前，迅速崩溃起来。为了面子，说一些违心的话；为了面子，许一些违心的承诺；做一些违心违法的事。过后矛盾、后悔、心烦、意乱、自责、自罪，面子越背越重，心身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压力过大，如果出现一些突发的消息或事件，中国人就很容易形成心理群体，个体从而丧失了基本的理性。比如在大跃进年代，著名的科学家还主动证明亩产万斤的谎言是真理，普通的投资者无法在心理高压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只能非理性地去处理各种信息并做出不当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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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桑宁霞：《文学走出尴尬》，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2年1月9日。
[2]《商业水平线》，１９８９年３期。
[3] 《社会结构的进化：为什么生物学重要》，(美)《管理学刊》，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4]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07-408页
[5]陈午晴：《中国人关系的游戏意涵》，《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5页
[6]李金泽：《中国人的关系意识与中国社会的法化》，《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2期
[7]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但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依着中心的努力厚薄而定，到极端时，可以象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8]许烺光著、薛刚译：《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9]杨中芳：《价值变迁与送礼行为》，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
[10]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
[11]杨中芳：《有关关系与人情构念化之综述》，home.zsu.edu.cn，2002年1月4日 12
[12]谢遐玲：《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73页
[13]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第24页
[14] 《为什么内地富豪会在香港“沦陷”》，《北京青年报 》，2003年06月15日
[15]华民：《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同》，《国际金融报》，2003年6月13日
[16]作为非制度因素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其性质来说属于传统性社会结构因素，其有效运作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参见詹姆斯·科尔曼著：《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7]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4期
[18]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9]孙和声：《社会类型与东西方文化》，《南洋商报》，1999年9月26日
[20]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台北唐山出版社，1990年 7月
[21] bbs.tencent.com， 2003年5月9日
[22] （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 10
[23]马克思说，价值不是物，价值里不包含一个物质原子，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交换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经济往来的关系，也就是劳动交换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产权交换的关系，财产交换的关系。
[24]陈家琪：《中国传统：剥离与诘问》，《天涯》1998年2期
[25]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
[26] 杨曾宪：《面子是“东方学”的虚构吗？》，《东方丛刊》２００２年２月
[27]杨国枢：《如何适应都市的生活》，《 社会心理 》，:2002年11月05日。
[28]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站[url]www.cass.net.cn[/url]，2003年4月15日 14
[29]陈家琪：《中国传统：剥离与诘问》，《天涯》1998年2期 15 好，写的很好 阅~~ 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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