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回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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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9-3 08:44 只看该作者

夺回主动权

　　2005年，尽管仍然有券商风险不断爆发，但券商综合治理终于夺回主动权。　　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是证券公司的底数已基本摸清。
　　其次，经过几年的摸索，风险处置模式逐渐成型，风险处置的模式开始从摸索阶段的停业整顿、行政接管、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托管，逐渐演变、成熟，最终形成“责令关闭、行政清理和委托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托管经纪业务”的基本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在综合治理中，２００５年前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证监会、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通力合作，有的放矢地通过立法程序构建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券商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证券法》、《公司法》、《破产法》、《物权法》和《刑法》在此期间先后进行了制定或修订，很多与券商有关的章节甚至推翻重写。例如，以前证券类犯罪仅有非法吸存和证券操纵罪两种罪名，对于治理前券商普遍存在的挪用客户保证金行为很难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刑法》修正案中特地增加一个条款：对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刑事处罚。
　　
　　证监会法律部主任黄炜：证券市场的特点是问题新、矛盾集中、博弈很激烈。这必然导致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对传统的法律系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这种挑战连很多资深的专家和司法部门的实践者都为之感叹。在综合治理中，法律总会有滞后，很多东西没有现成答案，需要一种创新精神。有明文规定，就按明文规定；没有明文规定，就按法理精神，从大局出发，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实务性的解决办法。同时，我们尽可能地和立法、司法机关沟通，保证相关政策、措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观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光：相关法律制度从无到有，逐步为律师及相关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综合治理的成效不仅仅体现在化解风险一个方面，同时，为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也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各部委间的部际协调机制，也初步磨合成功。
　　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从处置南方证券风险开始，就成立了一个特别指挥部——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小组由证监会、人民银行牵头，公安部、财政部、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参与研究有关问题。它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综合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就重要事项提出解决方案，协调落实跨部门工作。
　　事实上，这种协同作战的机制，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争议到共识，最后形成合力的过程。风险处置初期，面对大量实际问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时常会有不同意见。之后，伴随着实践，讨论愈来愈充分，理解愈来愈加深，形成的共识愈来愈多，协作效率显著增强。
　　
　　证监会驻上海专员办专员熊伟：综合治理为各个部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磨合过程。过去部门之间打交道是三部曲：先互通情况，再相互讨论，然后才解决实质问题。现在不一样，一开始就进入第三步。
　　
　　据悉，证监会最初以“特急件”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按常规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到2005年以后，头一天把文件送去，对方连夜加班加点，第二天就能回来。
　　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券商综合治理中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由于券商风险处置首开“有限偿付”先河，大量的债权甄别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落到了各地政府身上。同时，因必须负担10%的收购资金，并对部分券商实施重组，地方政府扮演了“出钱出力”的角色。从实际情况看，各地政府都能统一认识，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综合治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综合治理过程中，重庆、湖南、甘肃、山西等10个省市政府以及汇金公司、建银投资等其他有关方面分别对27家公司采取不同形式的重组措施，使之按期达到整改要求，为解决证券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央汇金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公司先后参与了9家证券公司的重组工作，至2006年底全部完成，共累计投入重组资金206.44亿元。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汇金公司重组券商采取“逐一谈判，一家一策”的方式，综合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结合我国实际，创新出多种重组方式。
　　
　　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除了财务状况有了本质好转外，汇金还推动了被注资券商的机制转变，加强了对被注资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建设。目前，银河证券、申银万国都在全国范围内市场化选聘了部分高管，开创了行业新风，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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