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一场大旱让这个故事重新有了感人的情节。
那一年,郑周永的家乡田面峨山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整个山区的土地全部张开嘴,田地里的庄稼枯死了绝大部分,几近绝收。别说是吃饭,就连喝水都成了问题,靠种庄稼生活的郑家被逼上了绝路。与此同时,一种可怕的“浮黄病”也如同恶魔巨大的手掌罩住了田面峨村。真是祸不单行啊。
自然灾害和疾病如一把巨大的钳子钳住了郑家九口人的生命。
面对这随时要置全家人于死地的自然灾害及疾病,郑周永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他再次请求父亲让他去打工赚钱。为了养家糊口,一向坚持传统规矩的郑父终于答应了郑周永的要求。
从此,郑周永才真真正正地获得了自由。天高任鸟飞,郑周永终于可以远走高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他告别了父老乡亲,再次踏上了前往汉城的路。
这一年,他刚满十九岁。
身无分文的郑周永到汉城才发现,在那里找工作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一无知识二无技能,有的只是力气,于是他认为在仁川码头会找到工作,就离开汉城到了仁川。然而在仁川,他也没有找个工作,不得不重新返回汉城。
这时的郑周永已经除了生命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只能一边帮人干农活挣饭吃,一边往汉城走。
回到汉城之后,他在工地找到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吃住都在工地上,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才挣1元钱。因为只要不出工干活就没有工钱,尽管他不可能无故休息,但刮风下雨还是难免的。即使他拼命的干活,10天也只能赚到一斗米的钱。这是非常不划算的工作,而且是特别累,又学不到什么技术。于是,他开始留意其他招工情况了。
有一天,郑周永在贴在街上的布告上得知,某制造石油设备的工厂招收见习工人,见习其间,每天还有5角的工钱。
郑周永认为,那里虽然才给5角钱的工钱,比他所在的工地还少5角,但工厂里是不受天气影响的,每个月可出足工,而且还能学得一门技术,是很划算的。于是,他就到那家工厂当了见习工。
事情并没有郑周永想象的那么好,在那里的两个月,工厂只让他干些绑钢管的简单活,既简单又枯燥,根本学不到什么技术。他看自己再这么干下去,不但学不到技术,也赚不到钱,没什么发展可言。他于是决定,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寻找有前途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奔波,和他坚持不懈的努力,郑周永终于找到了一份令他满意的工作,在新堂洞一家福兴商会的粮米购销商行做了一名粮食发放员,每个月能赚到18块。
面试那一天,老板问他会不会骑自行车,因为作为一名粮食发放员,是少不了要用自行车送米的。郑周永骑过自行车,但他不是骑得很好,恐怕连“二把刀”都算不上,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自己会骑,于是他就被录用了。
上班的第三天,老板就让郑周永用自行车给一个客户送米和小豆。那天还下着雨。本来他对自己的骑车技术就没什么信心,更何况是雨天路滑,但是他没找任何借口,二话没说,把米袋和小豆袋往车上一放,踉踉跄跄地上路了。
这对他来说,真的有点为难他了,他根本就不能做到自如的骑车,结果在半路上摔倒了,车把摔弯了,米袋上也糌了泥。他感到自己不但没把事情做好,还弄脏了米,回来很是内疚。老板娘是一个很开通的人,不但没责备他,还对他说,雨天送米摔了很正常,不要往心里去。
虽然老板并没有因为他骑车不好而责备他,但是郑周永在当天晚上,就缠着一位送货的前辈,教他骑车送米的技术和要领。前辈见他很有诚意,就毫不保留地对他说:米袋子要竖着放,横着放,就不好掌握平衡。千万不要把米袋子捆在自行车上。那样做,一旦摔倒了,米本身的重量会把自行车压坏的。
接下来的三天,郑周永几乎是通宵达旦的练习骑车送米的技术。仅仅用三个通宵,他就熟练地掌握了骑车的要领和技术,他驮着两袋米也能灵活地骑车了,进而成了最能干的送货员。
找到这样一份满意的工作,他十分珍惜,也很投入,非常的勤快,就像给自己做事一样,兢兢业业。
上班的当天,他就不用老板吩咐,主动地整理了杂乱无章的仓库,把米按十袋一组排列,堆放在一起。杂粮也一样,十袋一组放在一起,堆到另一处。让人对库里的粮食种类和数量一目了然,也便于老板掌握各种粮食出入库的情况。
这个工作不像以前做农活干苦力那么辛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自己,而且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从上班第二天起,他就每天第一个起来,把货摊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学习升量法和斗量法。老板吩咐的要做,不吩咐的也要做,任劳任怨,不计较得失,深得店主的喜欢和信任。
尽管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很多倍,生活也很舒适了,但是他还是像刚开始那样省吃简用,把每个月薪水的大部分都寄回家,而不是自己在外面铺张浪费。
在米行工作的两年之间,他寄回家里的钱,远远地超过了他们一家人的全年收入。他已经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连阻止他外出谋生的父亲,也为当初自己的行为感到汗颜了,由反对变成了支持。
从身无分文的庄稼孩子,到有一份满意的工作;从一个月收入五角到十八元,可以说郑周永混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可以说比社会上很多同龄人都强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松或者放纵自己,而是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尽管令自己很满意,收入也抵上自己全家一年的收入,但是说得再好也是为他人卖苦力,对自己来说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自己真正的发展之途。
在工作其间,他是很细心的,时刻注意老板的生意之道,自己琢磨米行的经营之道。凡是在米行圈里工作的人,他都主动地去结识,向他们请教,与他们沟通,并与他们成为了朋友,在那个圈子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只要有准备,机会终究会来的。到1937年的时候,福兴商会的老板由于自己的儿子吃喝嫖赌,导致生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不得不把自己的米行盘出去。
这对时刻做准备的郑周永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与一个好朋友合作,盘下了那家米行。三年的时间,他从一个打工者转而成为那家米行的小老板。
自己做生意,绝不是郑周永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已经具备了经营一家米行的实力。接手米行之后,他把自己的米行命名为“京一商社”,他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建立的各种关系以及学到的经营经验,对前老板的经营方式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不仅留住了老客户,还发展了新的客户,很快在汉城的米行业,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开始拉开了他搏击商海的序幕。
那时,郑周永认为,只要自己认真地做下去,就能把米行做成汉城第一,全国第一。
对他这一段经历,郑周永是这样总结的:
无论做什么事情,为了取得最好、最完美的结果,我都会竭尽全力。我的一生就像练习骑车送货时那样,是努力再努力、奋斗再奋斗的一生。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允许拿“差不多”、“过得去”的思想来迁就或姑息自己。
要做就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直至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贯穿我的一生的工作准则。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和距离了。
穷人,不论是对自己的人生,还是为人做事,都是不认真不投入的,一直以将就、凑合的态度来对待。
穷人的人生态度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穷人,所以我也就是穷人;因为环境让我受穷,我也没办法不穷;因为我自己的力量太小,所以我没有能力改变。
穷人面对自己的处境,从来不问问自己,我想了吗?我做了吗?我竭尽全力了吗?很多事情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人努力努力再努力、坚持坚持再坚持才可以实现。但是,穷人没有耐心,他们可以将就,可以凑合。
是穷人都有共同的特点,能习惯一切,也能适应一切。只知道做事情,不琢磨自己所做的事情对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自己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去做,只是随着生活的惯性前行,走到哪步算哪步,有很多穷人知道自己的生活苦,但不知道为什么苦。他们的日子今年这样,明年还这样,一辈子还这样,他们会躺在铺满稻草的冷床上发牢骚,咒骂该死的生活,但就是不想换个活法。
他们之间游手好闲者有之,不学无术者有之,破罐破摔者有之,空有皮囊者有之。没有机会不去创造机会,有机会也抓不住机会,却整天抱怨这,抱怨那。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总有那么多人庸庸碌碌,虚度光阴,整日的没有什么正当事情。贫困的生活,不仅造成他们的身体营养不良,也使他们的灵魂、目光、意志和思想也更加贫穷。
在看上去令人无奈的境遇里,富人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是无法寻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的,尽管他对改变命运是多么的迫切。他知道,他要做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一定要找到改变命运的平台。
在一个很好的平台上,要想改变命运是需要机会和机遇的。尤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机会和机遇对想有所突破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穷人和富人都在苦苦地等待机会,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也许只需要一个机会,就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但是,穷人和富人对机会和机遇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穷人认为机会是有形的,是贴着标签的,是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来的价值连城的宝贝,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它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机会如果找到属于他的人,一定会拍着他的脑门,大声告诉他,我就是改变你命运的机会。所以,穷人总是习惯坐等机会的到来,来拍他的脑门子。
富人认为机会是无形的,就像轻轻刮来的微风,她能从每一个人的身边刮过,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就无法感觉到她的到来。
在四周都是大墙的院子里,是不可能有风的,所以富人不论走出院子有多难,也要走出来。也只有走出来,才能有可能被风刮到。让风刮到,也只有站在有风刮来的地方,这是首要条件。
富人也知道,机会相对而言是价值连城的玉石,但最初机会在很多时候是一块璞玉,咋一看上去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甚至还不如普通的石头。改变人命运的是玉石而不是璞玉,这就需要得到璞玉的人精心把它打磨。
抓到机会这块璞玉,富人会百般珍惜,用自己的勤劳、汗水、细心、耐心,竭尽自己的全力打磨,把机会还原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把璞玉变成价值连城的宝玉。
穷人对机会的理解和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导致他们永远也抓不住机会和机遇,那么结果就是永远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即使机会在他们手里,因为是一块璞玉,看上去没什么价值,也就随手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