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只“试水”QDII的基金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被业界赋予了标杆意义。业内专家指出，依据基金业惯例，除了在细节上有所创新外，后续产品通常会依照第一只创新产品的模式加以延续。

　　外汇局昨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此前，华安基金5日刚获得外汇局5亿美元QDII额度。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韩方河向记者介绍，华 安国际配置基金采取额度控制、先买先得的募集方式。一旦额度用完，发行立即结束。在第一个五年投资周期内，投资者仅可在募集期内认购该基金产品，同时每月开放一次赎回。

　　根据《通知》规定，外汇局应在收到基金公司上报的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时明确投资额度和基金份额。基金公司应严格遵守投资额度。

　　据了解，为了保证产品的流动性，目前一些基金公司在设计QDII 产品时，采取了和本币开放式基金相同的每日申购赎回模式。但业内专家指出，一旦基金QDII在单日出现集中或大额申购的情况，其动态规模很可能会超出用汇额度的上限。

　　“尽管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方式对动态规模进行实时监测，以确保不超出用汇额度的上限。但采用这种模式对技术和成本投入的要求会相对高一些。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相信绝大多数基金公司都不会采用这一模式。”该人士说。

　　除了在外汇管理方面起到的示范作用，业内人士指出，“华安模式”也很可能被应用到费率设计、费率标准、产品运作模式等方面。

　　在基金产品的费率设计上，“华安模式”进行了创新。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认购费和赎回费都是分5个档次递减，4年以上均为0。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姚毓林告诉记者，这一做法目的在于鼓励长期投资。

　　在费率标准上，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收取1.5%的管理费以及0.1%的托管费。业内人士表示，尽管费率标准比本币基金略高，但QDII基金产品的管理成本确实要相对高一些。

　　在产品运作模式上，雷曼兄弟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曾倾向于采用分期限申购，滚动累计达到投资额度上限的扇形基金模式。“最初的设计是每年开放申购一次。但出于力求简单的考虑，加之扇形基金形式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监管限制，因此最终放弃了这一模式，而改用一次性申购的模式。”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后续QDII基金应该基本上会延续这一模式。

我国政府在土地管理和调控政策上再度进行重大调整。

　　昨天，《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布，对各地和各部委提出了八大方面的要求，严把土地“闸门”。

　　这八大要求是：进一步明确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的责任，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调整建设用地有关税费政策，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强化对土地管 理行为的监督检查，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在健全责任制度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

　　在税金管理方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提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

　　在促进集约用地方面，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打擅自“以租代征”。针对近期最为关注的工业用地，《通知》要求统一制订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拍挂出让，出让价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

　　在严格土地执法方面，国务院要求，强化对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加大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监察部要会同国土资源部等在近期集中开展一次以查处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行为为重点的专项行动。各地进行全面自查。

　　国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低成本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现象屡禁不止，严把土地“闸门”任务十分艰巨。“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土地调控已经是重中之重。”

 

调控力度加大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将遭遏制

新华社５日受权全文播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继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后，中国政府在土地管理和调控政策上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这次出台的土地调控新政着重解决当前土地管理和调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以往政策相比，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内容更加具体、务实，相关措施更有针对性。

　　地方政府不能再当“甩手掌柜”

　　国土资源部去年对１６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总数的近６０％，面积占近５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９０％。从今年初步摸底情况看，这一势头还在上升。尽管经过长达３年的治理整顿，违法违规用地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土地“闸门”并没能真正把住。

　　责任不落实，是大量违法违规得不到控制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组织查处，甚至隐瞒不报、压案不查，在土地管理和调控上有意无意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为此，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曾用“严峻”来形容当前土地执法的形势。

　　今年以来，为加大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国土资源部对一些大案要案进行了直接查处，并会同监察部等部门对一些案件进行了曝光。但有关专家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强化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责任才是当务之急。

　　权责一致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基本原则。国家重新调整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今后国务院不再分批次审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而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这些措施，在加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责任。今后再出问题，将直接追究有关地方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记者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目前他们正在与监察部一同抓紧完善土地违法违规领导责任追究办法。

　　重点关照“以租代征”等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工作的开展，土地管理和调控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突出问题。有些地方利用“以租代征”，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有些地方竞相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甚至实行“零地价”；有些地方不按程序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规调整和占用基本农田。

　　对于这些问题，新的土地调控政策均给予充分关注，体现了很强的针对性。

　　针对当前“圈地风”之后刮起的“租地风”，通知强调，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纳入年度计划，并依法办理转用审批手续；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必须符合规划并严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调整分配机制解决“土地财政”

　　“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政府。”张新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面对失地农民的困境，一些本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了土地违法的主体。这一现象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据报道，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抑制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扩张用地的冲动，关键是要在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上下功夫。这次出台的土地调控政策明确提出，要提高新增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缴纳范围包括那些没有经过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

　　同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将全额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土地出让总价款必须首先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其余资金还应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

　　有关专家指出，这些措施完善了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强化了对土地收益的收支管理，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盲目扩大征地规模的冲动。

　　强调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

　　土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这次出台的土地调控政策明确提出，要切实保障被征农民的长远生计，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并且重申了征地补偿安置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

　　关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问题，以往出台的各项政策一般只是规定“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却没有具体规定这笔费用的出处。

　　这次出台的土地调控政策明确提出，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有关规定纳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解决。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

　　（据新华社电）

　　■政策其他看点

　　建设用地有关税费标准将提高

　　通知明确提出，将提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有关专家指出，此举相当于提高土地占用成本，有利于盘活闲置土地、提高现有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这将从根本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用地的需求。

　　通知规定，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范围，以当地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对违规减免和欠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要进行清理，限期追缴。

　　加大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通知明确提出，要强化对土地管理行为的检查，加大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通知要求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加强对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提出纠正或整改意见，对纠正整改不力的要责令限期纠正整改，纠正整改期间暂停该地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通知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或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执行国家土地调控政策、超计划批地用地、未按期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及其他规定税费、未按期足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而征占土地，以及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位置，以规避建设占用基本农田应依法上报国务院审批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将统一制订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今后，国家将根据土地等级、区域土地利用政策等，统一制订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根据这一通知的有关规定，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

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来过中国6次，我和我的美国CEO们在中国结识了很多的CEO，也结识了一些省长、市长及其他的政府官员，我们走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品遍了中国的佳肴美食，甚至还领略了中国神奇的足底按摩。所有这一切都令我对中国这一伟大的国度、她的人民以及风俗习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然而，就在我打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对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国家是那么的无知。

　　这个国家深厚的历史及独特的文化背景所折射出的处世方法、经商之道及这个民族特有的气质，与我们这些来自年轻国度的CEO们有着很大的差别。以至于很多美国人兴致很高地来，却发现之前得到的信息，根本没有办法与具体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说，美国人喜欢用数字说话，但是中国人往往喜欢用兴奋的情绪，讲述美好的东西，到最后静下来的时候大家就都变成一头雾水。

　　但是，这些差异恰恰可能是我们两国人民最闪光以及最美丽的东西。美中双方的CEO，都有着他们精明而疯狂的一面。他们的谋略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就其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情及献身精神来讲，全世界所有的CEO们都是一样的。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及商业谋略的不同，恰恰给不断发展的中美之间的商业环境带来了无限的新机会。但是，要想把握这些机会，双方的CEO们都应当心怀谦卑，认真地聆听并学习对方，在这些差别之中，找到我们共同发展的机会。

　　而连接这些机会的，就是一些桥梁式的东西。对我来说，Simon（郭志新）及他的这本《交道有方》就是我的一座桥梁。他近20年以来所积累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商务经验是极其丰富且独特的。从早些年接待如基辛格、洛克菲勒一类的大人物，到近几年我带去中国的几百名美国CEO，所有的这些使Simon成为中美之间商务及文化沟通方面的专家。

　　但即使如此，中美之间的差异还是巨大的。

　　有时候，我对Simon还是有很多不解之处，特别是在我面对中美CEO们发表演讲的时候。有时，我慷慨激昂地说了5分钟，Simon只用了5秒钟就结束了翻译，并赢得了台下的喝彩；但有时，我只讲了5秒钟，他却叽里咕噜地说了10分钟，我甚至问他：“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你到底在干什么？”但事实上，Simon正是用他那纯熟的技巧，搭建了双方思想及感情上交流的桥梁。因为，交流不单单是语言上的沟通，还包括其背后丰富的内涵。

　　如今的中国，很多企业主管和政府官员对美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还有很多现在或者将来要跟美国企业合作的中国CEO对美国人的习惯和想法存在着不少的误解。比如我已经听很多人说，美国人是很大方的，不计较的，其实不然。在很多事情上，特别是商业上，我们是要求很严格的，我们喜欢看到一个个清楚无误的数据，而不是大段的描述。再比如，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以为美国人都是喜欢中国美食的，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尝试中国美食是一种享受，但是如果成天面对所谓的山珍海味，那是很难让我们接受的，就像让一个中国人每天都吃汉堡包也会受不了一样！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很多跟我一起到中国来寻求商机的美国CEO都有这样的抱怨。我们迫切地希望我们的中国伙伴们能更多地了解美国。这可能也在无意之中催生了simon的这本书， simon的这些对美国人的了解能为更多的中国CEO们所熟知，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以“混业”见长的中信集团面临着更多银行、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的竞争，中信银行上市也进入攻坚阶段，平素沉默少言的孔丹第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孔丹 沉默是金
  

   领军中信集团的使命落到了孔丹身上。

　　现在，59岁的孔丹仍旧坐在自己原来的办公室里，面对着自己已经工作了6年的这家超大型国有金融集团，既熟悉又新鲜。

　　新政浮出水面

　　虽就任时间不长，但孔丹凭借自己熟稔的专业知识与对中信极深的了解，其新政轮廓已开始浮出水面。

　　“在中信工作的6年中，他一直都是王军的左右手，很多重大事情都是他亲手操办的。”一位接近孔丹的人士认为，作为一家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的集团公司，其未来的改革发展，只有像他这样知根知底、关系深厚的人才能掌控。

　　而按照孔丹的设想，目前中信从外形上仍然是一个常规动力的、轻型的航空母舰。从资产规模上来看，它还无法与动辄拥有几万亿资产的四大银行相比，此外，虽然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金融行业，已搭好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基金的架子，但这只是个外形，离真正的混业经营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孔丹认为，中信如果要想成为真正的超级金融航母，首先要增加动力，即资源整合与资源共享，只有这样才可能远航；其次是要加强产品创新，“船上的工具要多、各种导弹要多”；最后，为了防止别人攻击，风险管理能力要过硬，包括前后台技术，尤其是后台技术。

　　当前，孔丹手中最重要的一颗棋子———中信银行正处于上市前的关键时刻。

　　中信银行在引入中信国金之后，下一步引入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就被提上了日程，这对进一步提升银行的竞争力、改善内部治理结构都至关重要。因此，在此次对引入对象的把握上，孔丹强调要两面三刀点，第一是融资额，第二是入股后能给中信银行带来实际帮助。

　　提及具体的上市时间，孔丹表示，“这要取决于各方面因素，包括监管机构、市场因素、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我们自身进展等，目前无法给出确切上市时间表。”但他仍然希望，第三季度确定战略投资者，第四季IPO。

　　中信银行上市之后，中信旗下就有了两家上市银行，市场传言，为了打通境内境外两块业务，中信银行会与中信国金在香港的子公司———中信嘉华银行合并成为一个平台。

　　对此，孔丹有自己新的设想。“既不具备合并的可能，也不具备合并的需要。”

　　在他的眼中，中信银行和中信嘉华银行分处不同地区，各有业务重点。至于中信银行上市之后，投资者如何选择的问题，孔丹表示，中信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境内商业银行，其成长性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如果投资者对分享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兴趣，则最好选择中信银行进行投资。

　　而中信嘉华是中信集团在海外发展的金融平台，并在美国纽约拥有分行，这是为数不多的中资金融机构能有的优势，所以，如果投资者更偏重于香港业务，并看好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等方面的业务，则最好选择中信嘉华银行。“这就像选择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基金一样简单。”

　　对于中信今后的发展，孔丹显得胸有成竹。在最近一次与中信中层干部的座谈会中，他指出，中信公司最重要的传统是奋发图强，面对困难不向外边伸手。作为中信人和从事中信的事业，要讲“三个回馈”：第一是回馈股东；第二是回馈社会；第三是回馈员工。“只有处理好这三者的利益平衡关系，中信的事业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两大艰难使命

　　尽管如此，中信集团的混业经营、激励机制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都等着这位新董事长来解决。

　　“这也许是他进入金融业二十三年来，最严峻的一次挑战。”孔丹过去在光大集团的一位老同事分析说，“过去不管是在光大还是在中信，他担任的都是副职，现在要掌控全局，压力会比较大。”但他依然相信，处事有条不紊、为人平和的孔丹一定会不负重望，处理好他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

　　在光大的16年中，孔丹曾先后辅佐过王光英、邱晴、朱小华、刘明康等四位董事长；2000年，他由光大调任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中信重组的关键时刻，他成为王军手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但这二十三年的“辅佐”生涯也为他掌舵中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人脉资源。

　　孔丹坦承，作为国内第一家混业金融集团，今后中信要想建成以金融业为主，同时又要突显非金融业务优势的国际一流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势必要动大的“手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目前中信的金融子公司门类特别齐全，但除了中信证券在证券公司中资本金属第二位，其优势还比较明显外，其他业务在各自行业中实力都比较弱，很难形成规模。因此，对于孔丹而言，眼下最艰难的任务是如何让这些子公司更好地结合起来，进而发挥出更大的协同效应。

　　“今后我们要开发更多跨行业的金融新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而达到既降低成本，又提高收益的双重目的。”孔丹认为，在银行、保险公司都纷纷要搞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中信必须轻装上阵，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融合。

　　据了解，在现有的国内金融控股集团中，大部分是一些历史遗留的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基础形成的，如光大、平安都是这类机构中的典型。

　　前不久，平安保险的掌舵人马明哲说：“平安保险的远大目标是，把平安建成和美国花旗集团一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集团。”而光大集团总经理王明权也曾作出如下表述：“大力发展金融业，争取用3年时间，把光大集团建设成一个规范化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当前一些大型银行与大型保险公司也都打算要建成金融控股公司，并相继设立了不同类别的子公司。

　　对此，孔丹并不担心，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大家都抢着做，而我们中信有幸走在了前面，应该感到高兴。”

　　“对于中国的金融业来说，应该学会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问题，如何把大家的关系建立在共赢的、互利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孔丹语调不高但思路清晰，有关业务数字随手拈来，谈起中信的未来如数家珍。

　　孔丹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注意风险防范问题。“金融控股公司蕴藏的风险主要有：非银行风险向银行转移，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内的资金调拨非常便利，如果缺乏一个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银行资金就会大量流入股市，从而引发兑付危机；另外，金融控股公司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容易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一个风险。”当年，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支付危机，曾导致整个光大集团的负债累累、苦不堪言，教训非常深刻。

　　此外，对于孔丹而言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在集团公司层面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信下属子公司员工的待遇由薪酬委员会确定，而集团的员工待遇却与并表利润挂钩。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集团公司比金融控股公司要低，而金融控股公司比子公司要低，像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这样一些子公司的中层干部的工资甚至比集团领导的还要高。

　　“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目前集团急需优秀人才，但因薪酬大大低于盈利的业务子公司，一些人宁愿到子公司工作也不愿意在集团担任较高的职位。”孔丹如是说，“人才对于中信这样的公司来说太重要了。”因此他打算借鉴国外做法，以便在集团内实现“同工同酬”。

　　光大的光辉岁月

　　进入中信之前，孔丹在国内另一家国有金融集团———光大呆了整整16年，其间，他一手创办的光大木材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曾让集团渡过了最困难时期，之后他又接手光大信托这个“乱摊子”，进行清产核资，为公司挽回了不少损失。

　　1984年，孔丹加盟了刚刚成立的 “光大实业公司”（现在的光大集团），任贸易二部总经理。这家公司直属国务院，成立初期主营业务是贸易，并拥有进口二手设备的垄断权利。

　　由于表现突出，孔丹很快就升任集团副董事长。在他进入光大的第四年，孔丹创办了由香港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ING北京基金合资兴办的“木材公司”，注册资本为4552万美元。

　　“生意十分红火，头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亿元。”一位知情人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客户自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这家不起眼的小公司迅速成为集团的亮点企业。

　　1990年，光大集团进军金融业，以光大信托为首的金融部门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扩张，1993年一年四次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但是到了1994年，这种高速扩张的后遗症就开始暴露，光大信托因外汇投机交易失误，出现数亿港元亏损，甚至把整个集团拖入了债务的深渊。

　　当时，集团的其他子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不好，根本不可能伸出援助之手，正当大家对光大信托的巨额亏损“束手无策”的时候，孔丹木材公司赚的钱解了燃眉之急。

　　“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小木材厂竟救活了整个企业。”光大一位知情人士说，因此，孔丹也成了光大集团的功臣，两年后升任集团总经理，并接手处理问题缠身的光大信托。

　　那时候，由于信托业的相关法律法规都处于“空白地带”，清产核资的难度很大，但擅长打“硬仗”的孔丹还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为公司追回了数笔被称之为“死账”的欠款，并迅速对公司的资产进行核算。

　　也正因为如此，在被撤消之后，光大信托的剩余资产还有14.68亿元。据悉，目前，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对该笔资产进行打包整体挂牌转让。

　　学者型金融家

　　在外界眼中，无论是与他的前任王军还是与刚从建行回到中信的现任总经理常振明相比，孔丹似乎更为神秘，更不为人所知，在二十多年的金融从业生涯中，他本人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用百度搜索一下，有关他的信息少得可怜。

　　事实上，孔丹能言善辩而且颇具语言天赋，各地方言都说得特像，在小圈子里，他素有“铁嘴”之称。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得意弟子，是典型的学者型金融家。

　　1978年，只上到高中的孔丹直接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成为吴敬琏的首批弟子之一。若干年后，吴敬琏对这位当年的弟子仍赞许有加，“他为人谦逊，做事专注，长于辩论，对中国经济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孔丹毕业后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先是担任助理研究员，之后他又给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委员张劲夫担任秘书，这两段工作经历为他日后入主金融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事金融工作后孔丹变得沉默少言，他自己这样解释，在金融部门工作，应该习惯于埋头做事，能尽量少说话就少说，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这与他长期担任副职以及个人经历有关系。”

　　与王军一样，孔丹有着显赫的身世，其父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那时的孔丹，在北京的中学生圈子里大名鼎鼎。但随着文革的到来，接连的不幸都降临到他头上，孔原被打成“黑帮”、“特务头子”，许明也遭到迫害，于1966年底服安眠药自杀。

　　关于孔丹的任命，外界有一种说法，他只是一个过渡型人物，在两三年后，他将把董事长这个职位交给常振明，而总经理一职则由同样来自光大的王川接任。

　　但是这位被誉为“光大四朝元老”的重量级人物，无论在光大还是在中信，都一直主理金融、保险等核心业务，对于中信而言，他的角色绝不应该是“过渡”这么简单。

针对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压低交易价、“假赠与”等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现象，国家税务总局8月30日在其网站上再次强调了相关政策，要求各地税务机关规范执法，依法加强税收征管。房产新政出台之后，由于存在着“法定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情况，市场上一下子涌出来许多避税的方法，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操作情况来看，避税的种种所谓“高招”，无论是对于卖家还是买家来说，最终带来的都很可能是无尽的烦恼。

　　真买卖莫成 “假赠与”

　　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实施之后，以赠与代替二手房买卖的数量突然增多，被赠与人只要缴纳房价款4%的契税，以后转让给下家依然可以通过“假赠与”的形式来买卖房子，无疑能给交易双方省下不少钱。但以“假赠与”代替房产交易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一旦发生纠纷后患无穷。其不良后果有三点：

　　第一，“假赠与”代替房产交易，以貌似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逃避税收的目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房屋赠与代替买卖逃避税收的行为显然应属无效；第二，“假赠与”代替房产交易，卖方有可能不能依据买卖合同全额获得卖房款（包括追究对方的延期付款责任）；买方依据买卖合同取得房产的权利也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第三，“假赠与”属于逃避税收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税收征收的有关规定，情节严重者可能会受到刑事制裁。

　　两大变招都有隐患

　　大多数二手房卖家对于“假赠与”还是具有一定的警惕的，不少人会通过其他变招来达到少缴税费的目的，主要的招数有“以租代售”和“阴阳价格”等。“以租代售”是指买卖双方在确定成交之后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办理产权过户不须缴纳营业税时为止，与此同时，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在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并实现产权过户后，买方此前支付的租金用以冲抵购房款。“阴阳价格”是指在房产交易合同中故意压低售房的价格以不缴或少缴营业税。应该说，采取这两种方法确实对卖家有利，但对于买家来说，虽然可能会暂时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最终可能会导致大麻烦。

　　“以租代售”对买家来说意味着很大的风险，虽然在价格上讨了点“便宜”，但由于没有办理房产证的转让，从法律上来说，房子仍然属于卖家，如果因为房价上涨，卖家到时反悔不卖，买家只能吃哑巴亏了。如果买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卖家一旦反悔的话，由于签订的是房屋租赁合同，买家会无法得到补偿。至于“阴阳价格”的做法，卖家在合同上将价格写低，可以少缴交易税，并可能给买家一定的优惠，但在买家再次卖出的时候，过低的“阴阳价格”就会使差价增加，届时所应缴纳的交易税自然就会比实际情况增加了不少。

　　避开20%还需按流程

　　通过不向税务部门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从原先的“法定征收”变为“核定征收”，即避开缴纳房产增值的20%的个税，只缴纳1%或2%的营业税。这能行得通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此做还要按照规范的流程。

　　从目前上海二手房交易的流程来看，不能确定原值的商品房，业主必须先到交易中心档案部门调取历史发票，通过所获得的原始信息确定卖出房产的原值。如果查不到原值，可由申请人向税务部门申请按照核定征税的方式缴纳个税，这项申请需要税务部门查核。由于税务部门在征收房屋交易契税、营业税时，已经记录了每一套房屋的历史成交价格，即便不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电脑联网，税务部门也能很容易地查清二手房的历史成交价格。如卖房者采用种种手段达到少缴、漏缴税金的目的，被税务机关查实后，会被要求责令限期依法缴税，若逾期仍不缴，税务机关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责令其缴纳滞纳金。如果卖房者故意填报虚假房屋原值，或者税务机关通知其申报其仍拒不申报，还会因触犯有关法律而受到处罚。

科德投资

　　超跌低价股将成为黑马摇篮

　　上周市场中，一些价值被低估的超跌低价股如G广钢、光电股份、GST天桥发等表现相当突出，而上周每个交易日都有多只超跌低价出现在涨幅榜前列。由于这些个股的绝对股价相当低，上涨空间就相当广阔，如上述低价品种在出现了极为惊人的涨幅后，股价依然不是太高。该板块也因绝对股价低而下跌空间不大，即使回落也能很快收复失地。目前低价股再度崛起，该板块后市将成为场内的黑马摇篮。

　 　推荐个股：G银河（000806）：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海银河电子公司与四川永星电子公司是最大的片式电阻器及片式电阻网络开发与制造企业之一，片式电阻网络项目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永星公司作为国防科工委认定的一类军工定点企业，公司股权极为分散，极易成为主力资金举牌目标。该股近日沿5日均线稳步走高，已站在中短期均线上方，后市有望加速上扬

与争夺百大集团第一大股东位置时的咄咄逼人相比，“银泰系”在对G武商控制权的争夺中表现得相对低调。

　　按照G武商公司章程每持股5%即可派驻1名董事的规定，持股超过15%的“银泰系”有资格在G武商推选3名董事，而不是上周六银泰方面发布的欲自行召集股东大会改选董事的公告中所提出的1名。被推选为“银泰系”派驻G武商候选董事的周明海，职务为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明海对记者表示，“ 银泰系”很早就向G武商提出了派驻3名董事的想法，但“银泰系”最终决定只派驻1名董事。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希望和其他股东协力把G武商的经营搞好。

　　记者了解到，在G武商现有的11名董事中，除4名独立董事外，武汉国资公司派驻的董事多达5人，另外2名董事则由持股不足5%的两家股东派驻。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派驻1名董事是由“银泰系”提出的，尽管“银泰系”曾与武汉国资公司有过沟通，但最终并未得到G武商相关各方的认可。周明海也明确表示，“银泰系”是在始终得不到G武商发起召开股东大会情况下才决定自行召集的。

　　市场人士指出，G武商的股东中机构投资者云集。如果能够取得机构投资者的支持，“银泰系”向G武商派驻董事议案有望获得通过。

　　根据全球酒店投资服务公司仲量联行最新发布的《中国酒店市场研究报告》，上海五星级酒店租金在亚太市场仅次于东京和香港，高涨的需求引来汹涌的投资热潮。两年内，上海将新增四星、五星级酒店16家。

　　根据该报告，今年上半年，上海四星、五星级酒店的日均房价为1164元，而五星级酒店日均房价达到1678元，紧逼香港五星级酒店房价水平。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上海高星级酒店日均房价一直在持续增长。

　 　根据上海市旅委的规划，2010年上海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的床位将达到40万张。截至去年中期，上海共有星级宾馆359家，9万张床位；经济型酒店约2700多家，17万张床位。

　　两年内16座高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上海酒店投资热潮涌动

虽然，2006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总额6428亿元，比2005年增长22.1%，但是，增幅却比上年下降了43%。在“2006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在总体分析2006中国企业500强的状况时指出，中国企业500强正遭遇5大发展“瓶颈”，即重化工特征明显、缺核心竞争力、地区分布不均、民营增速缓慢、服务业发展落后。

　　重化工特征明显

　　《2006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 06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6400多亿，比2005年增长22%，但是它的增幅比2005年下降43%。从利润增长率来看，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平均利润增长率为20%，但是它的增幅比2005年下降26%。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冀生分析指出，2006中国企业500强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但是它的增幅比2005年下降比较大，重化工业的特征比任何一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刘冀生说，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格局，说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循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资源将难以支撑，环境无法承受，加剧了与其他国家抢夺资源的矛盾，国家竞争力也难以提升。

　　核心竞争力不强

　　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规模在扩大，但其核心竞争力不强。

　　刘冀生分析，中国企业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企业自身发展和靠兼并收购，《报告》显示，2006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40家企业在2005年并购了141家企业。

　　刘冀生也指出，500强中有411家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1.45%，比2005年增加了0.25%，但是，国际上认为，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5%，企业才有竞争力。

　　地区分布不平衡

　　《报告》称，2006中国企业500强中，东部有368家，占73.6%；中部55家，占11%；西部53家，占10.6%；东北24家，占4.8%。我国500强企业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刘翼生说，大型企业要做好总部战略计划，应该把企业总部设在中心城市，以低成本获得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把生产制造基地建在不发达地区，低成本获得材料、能源、工人这些常规资源，而不是盲目地向东部少数大城市集中。

　　民营企业增速缓慢

　　《报告》显示，2002年，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占3.8%，2004年为14.8%，2005年占15.8%，2006年占17.4%。民营企业数量虽有所增长，但增速缓慢。

　　刘翼生说，民营企业自产利润率是国有企业的4倍，自产周转率是国有企业的5倍，历年来，民营企业的绩效比有些国企好得多。民营企业在500强中应该占1/3或1/2的地位。

　　对于目前民营增长速度缓慢的现象，刘翼生分析，除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外，当前，民营发展的发展环境上存在问题，政府的管理还不适应非公经济的发展。

　　服务业比重降低

　　2006年500强中，服务业企业只有143家，只占28.6%，比2005年下降了2.6%，服务业企业的资产占500强企业的76.4%，比2005年下降了2.3%，服务业企业的利润占40%，比2005年下降2.9%。

　　而在世界500强中，服务业企业是278家，占55.6%；美国企业500强中，服务业企业是323家，占64.6%。中国500强集中于制造业，而世界和美国500强集中于服务业。

　　对此，刘翼生分析，我国一些垄断、半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信、运输、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这些服务企业由政府定价，没有反映市场的需求，企业缺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动力。

　　刘翼生认为，服务业在提供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作用。服务业在500强中的比重最好占1/2以上。

　　中国企业500强前10名

名

次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1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82301173

2 国家电网公司 71270322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69438972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898000

5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公司 23578982

6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18985715

7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893101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657000

9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18628539

10 中国银行 18296800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如果按交易量计算，银联成为世界前三大发卡组织只是时间问题。”中国银联首席研究员林采宜博士在上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期间如是表示。银联在该论坛上还获选2006中国十佳成长金融机构。

　　林采宜告诉记者，随着银联在海外市场开发、当地商户培训以及对中国出境游客的宣传，银联将逐步实现国际化的目标。“银联的国际化是指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就跟随到哪。”她称，银联并不计划将网络铺设 到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是希望覆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范围。

　　据介绍，从长期看，银联计划覆盖95％的中国人消费范围。“今年，银联的服务国家和地区将扩展至26个。”林采宜说。目前，银联卡已能在亚太、欧美等21个国家和港澳地区使用，境外受理商户已达到近4万户，POS和ATM分别达到5.6万台和28.5万台。

　　在VISA、万事达等国际知名发卡机构竞争方面，林采宜认为，竞争在本质上体现为服务与创新。“银联在卡片使用范围、便利程度、收费标准以及服务创新，均有一定的优势。”以创新为例，银联今年上半年的手机付费量已达到4.4亿元，超过300万的用户订制该项业务。

　　林采宜表示，国际化民族品牌的建立与不断升级创新的服务密不可分。她透露说，银行卡的应用领域正在不断扩大，银联将围绕“联网通用”，在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技术与服务的创新：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业费交纳将会使用银行卡、从日常消费的大额支付过渡为小额快速支付以及一卡多用。

经营业绩、所处行业和有无机构投资者进驻，是左右上市公司市值变化的三大因素，这是上海亚商对首届上证·亚商中国上市公司股东财富增长100强市值变化持续跟踪的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对100强上市公司8月31日市值与上半年市值比较后发现，公司市值增长与其二季度业绩及全年业绩预期呈极强的正相关性。具体的说，排名前10位公司今年半年报的业绩与2005年同期纵比平均增幅达214%，而排名后10位公司的这 一平均增幅却是-22%。显然，公司盈利能力，正逐渐成为决定公司股价最重要的因素。上海亚商的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全流通后A股市场的价值评估体系，对公司内在价值———收益性越来越重视。

　　所处行业前景较好上市公司市值增长较快，这是研究人员发现的第二大因素。研究人员对市值涨幅前10的企业进行行业分类发现，本轮100强公司市值领涨股集中在电力配套（G置信、G平高）、有色金属（G驰宏、G众和、G中黄金）、酒类（G茅台、G汾酒）和航天（G卫星、G航天）四大板块。这种情况，在全部100家公司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研究人员认为，A股市场的价值重估仍以行业景气作为主要参考因素，而公司的差异性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否介入较深，是研究人员发现左右上市公司市值变化的第三大因素。研究人员对排名前10位公司的10大流通股股东性质分析发现，其中7家公司前10大流通股东全部为机构投资者，3家公司前10大股东中有9家为机构投资者。研究人员认为，在目前阶段，以价值为导向重估股票的实践者主要还是机构投资者，且也只有机构投资者有这样的研究能力以及将其直接体现在股价上的能力。

　　据悉，今后这一市值排名将定期更新发布，以不断关注这100家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变化情况，从中寻找出资本市场对价值发现的规律。

　　（详情请关注中国证券网）

　　下半年以来百强公司中市值增长率最高的10家公司

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A股市值

（2006-6-31） A股市值

（2006-8-31） 市值

增长率

1 600517 Ｇ置信 947359829.3元 2652351750元 179.97%

2 600497 Ｇ驰宏 2335359569元 5886400000元 152.06%

3 600118 Ｇ卫星 1675914266元 4177426176元 149.26%

4 600888 Ｇ众和 1239899119元 3075208656元 148.02%

6 600489 Ｇ中黄金 2458650000元 5502000000元 123.78%

7 600519 Ｇ茅台 19625705252元 42688074000元 117.51%

8 600739 Ｇ成大 2908186838元 6280445808元 115.96%

9 600809 Ｇ汾酒 3325219398元 7121601988元 114.17%

10 600312 Ｇ平高 2236965288元 4550064265元 103.40%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西安40万农民工在政府文件中被统一改称“新市民”，不仅如此，这些“新市民”还可以和其他原住市民一样，只要符合低保条件的都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这个规定不仅在农民工的称谓上开了全国的先河，更在实质上促进了农民工身份向城市市民的转换，值得向全国其他城市推广。

　　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农民工”这个词最早是在1983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在此之前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的 代名词就是“盲流”。这既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突然大量涌入的一种恐慌和担忧，也凸显岀政府公共政策应对这种情况的措手不及和无奈。随着农民工涌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不是敞开胸怀来包容这些对城市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特殊群体，而是走向了保守和排斥。

　　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如工业)的转移，是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据估算，劳动力流动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16％至20%之间。然而，在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的状况下，进城农民工却普遍遭受了从就业岗位、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种种歧视性的待遇。

　　对农民工的排斥还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观点之上，即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会抢走城市职工的“饭碗”，也即会对城市职工产生所谓的“逆歧视”。然而，各种调查和实证研究均表明，这种担忧是没有事实和科学依据的。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的快速调查显示，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居民服务业等行业。与此相对应，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企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层、技术开发研究人员等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岗位中的农民工，几乎是寥寥无几。

　　其实，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不仅给农民工个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整个社会总产出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对美国的研究，各种形式的歧视给美国社会每年的GDP损失将大大超过5000亿美元。虽然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对由于农民工歧视对国民经济损失的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歧视的成本一定十分高昂。

　　更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存在，使得在农民工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伴随的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零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流动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事实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确实要比在农村种地要高的多，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城乡差距依然没有缩小，反而逐年有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步伐。研究表明，虽然我国目前的农村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1个亿，但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体系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户籍制度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福利保障体系。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将农民排斥在外，因而逐渐形成了城市封闭的、只对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福利保障体系。面对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如果城市的福利保障体系向他们完全开放，必将在短期内对城市本身的福利保障支出产生巨大的压力。试想，一旦城市的福利保障体系向农民工开放，城市财政和社保基金就有可能不堪重负。而这也正是绝大多数城市依然对农民工实行分隔政策的根源。

　　由此可见，从“盲流”到“农民工”，再到“新市民”，社会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转变。不过，虽然这次西安在消除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别方面带了一个好头，但要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日，因《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记者文章披露富士康深圳基地普遍存在员工超时加班等现象而引发一场诉讼。事件主角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名誉侵权、索赔３千万元后改为1元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可以说，舆论差不多一边倒，几乎全站在报社和记者一边，责骂财大气粗的企业逆社会良心公理行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就此事作道德上的评论，而是想仅就以超时加班为代 表的工厂职工生存状况不令人或不令一部分人满意作一点以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

　　经济理论认为，每一个经济人的行为或选择，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也就是说，是收益最大化的选择。以事件中的工人来说，他们选择进这家工厂，并且在存在超时加班的情况下仍不选择离去，说明留在工厂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尽管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超强度工作或工资待遇不高等。对于这样一种对当事人来说是最优选择的行为，别人无法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如工人自身素质、企业自身财力及经营状况等）去加以改变，除非改变约束条件，但当约束条件改变时，我们讨论的原有话题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们要说的是，工人自身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优的选择，他们进了这家工厂，能够工作，能够领取一定的薪水，肯定会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比原来更好或有所改善，否则他们宁愿享受闲暇。如果在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或因此导致政府以立法等形式的干预，企业改变其行为，不让工人加班，也就是说间接地提升了工人的工资，从而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产品缺乏竞争力，企业亏损甚至倒闭，最终工人们连现有的工资亦不能保证。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受害最大的恐怕就是那些急需工作以养家糊口的工人了。

　　由此，我们又想到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的悲惨描述深入人心。一提起工业革命，就是皮包骨的童工、就是暗无天日的矿区、就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就是伦敦街头的孤儿、妓女；当然还有残酷的工厂主。但更为完善的统计资料所揭示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城镇的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而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810年至1850年间翻了一番，尽管对工资的增长幅度存有不同的说法，但实际工资的增长促进工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讨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歪曲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的进步的事实，已超出了本文的内容。我们只想说的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悲观主义者所描述的工业革命景象，是“一个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人们一直用它来贬低令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关键就在于，使那些被土地束缚的劳动者能够自觉自愿地转移到制造业中来，而人力资本不足使得我们的优势着重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尚不能解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无限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则在于与劳动力素质相匹配的人力成本低下。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经济主体之间不受干预地自由地达成契约。正如米塞斯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工厂主并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到他的工厂劳动。他们只能雇用那些自己乐意给他干活的人，并给他们开工资。这些工人得到的工资却是很低，但也总比他们在其他地方能赚到的钱要多。”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否则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英国于1819年到1846年间陆续通过的对雇用孩子和成年人施加严格条件的工厂法案使得越来越多的童工遭到开除，结果使得这些遭到开除、但仍需要工作才能维持生存的童工，不得不到那些容易躲避检查的小工厂去寻找工作，而其卫生和安全状况却明显要恶劣得多。而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童工则沦落为流氓、乞丐、流浪汉、强盗和妓女。这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政府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事事。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制度环境，其中人们能够自由地交易、自由地缔结契约，并能公平地承担各自的职责。回到文章的标题，成本是要产生收益的。秉笔直书的记者和义愤填膺的大众应该不会否认，这些超时加班的工人或从失业状态转为就业状态的工人，或者说从农村流向企业的工人，就其整体性或一般性而言，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一部分人的境遇比原来更糟）。这就是必须支付成本所带来的工业化的收益，而这一收益正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变得越来越丰厚。

　中国民族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 孔庆龙

　　

　　近年来中国证券行业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当前券商综合治理即将进入尾声，治理后的券商能否真的脱胎换骨、切实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迎接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国际化浪潮？

　　回顾我国证券行业十几年的发展史，笔者把整个历程大致分为“资源游戏”、“资金游戏”、“资本游戏”三个阶段。资源、资金、资本，仅一字之差，却反映出我国券业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我国证券业未来能否进入良性发展，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并采取措施防止上述三种游戏的循环和反复，跳出三种游戏循环的怪圈，逐步走进基于市场化运作的“管理游戏”和“知识游戏”时代。可以说，这是中国证券业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三种游戏的演变过程和微妙差异：

　　一、“资源游戏”时代。时间大致为上世纪90年代。以1992年依托三大国有商业银行背景的华夏、国泰、南方三家全国性券商的成立为标志，以券商数量急剧膨胀、依托地方政府和部委背景成立的众多券商白热化地瓜分上市资源为主线；其后，随着三大券商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华泰证券、长江证券等一批地方券商崛起，但最终又以中金、银河、中信等新的具有背景资源优势的大券商的全面崛起为标志，将这场资源游戏带到新的高潮。

　　二、“资金游戏”时代。时间大致是1999年至2004年。以“5·19”行情爆发为发端，以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为主线。1999年前后，随着股票市场历史性行情的到来，整个券商队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勇气冲入了自营和委托理财业务，炒股和坐庄成为中国券商的主题。难以想象的是，券商和资金竟成为互相利用的工具。最初，资金是券商创造利润、至少是帐面利润的工具，各大券商委托理财少则一、二十亿，多则上百亿；后来，券商反而成为资金所利用的工具，德隆系为了做大资金链条，通过控制德恒、恒信、中富等多家券商疯狂圈钱。2004年，监管层果断出手治理行业违规行为，资金游戏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宣告终结，当然也许只是暂时的终结。

　　三、“资本游戏”时代。时间是2004年至今。几乎所有的券商目前又不约而同地步入到争取资本的队伍中来，大家各显神通，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争取中央资金支持成为资本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央汇金公司一夜之间成为各大券商的财神和股东，也让众多券商一夜之间披上了“央企”的外衣。中信证券的成功上市，吸引券商从帮助其他企业资本运作转向为自己资本运作。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内，券商IPO或借壳上市将成为证券行业最热门的话题。

　　目前我们需要认真面对一个问题：经过本轮重组后，那些有幸在各种游戏中生存下来的证券公司，接下来上演的游戏将会是什么？

　　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在资本游戏中胜出的券商重复演绎资源和资金游戏的可能性极大。有两点可以佐证：一、在近期的汇金系与地方系券商注资重组的背后，“人事权”成为争论的焦点，其本质却是“资源游戏”。换言之，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从来都无法走出以“人权”为核心的政府主导模式，只是这种主导由最初的中央单一主导演变成中央、地方、央行、财政、汇金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这种“干部任命式”的企业用人机制，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便是上任后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协调能力为公司发展争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当前券商重组后新的资源游戏将初露端倪。

　　第二、在券商综合治理基本完成的2006年上半年，券业全面盈利，但盈利提高的重要因素是行情火暴导致的自营业务巨额利润，尤其是业绩排名靠前的券商，决定名次的主要因素仍是自营利润。因此，直至今日我们仍不能高估证券行业综合治理的效果，中国证券业仍然未能走出“靠天吃饭”和“资金游戏”的怪圈，随着证券市场的历史性反转，还有更加倚赖之嫌。

　　中国证券业难道只能在上述三种游戏的怪圈中循环往复吗？这种循环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吗？笔者认为，只有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分析和比较，才能找到中国证券行业的出路和未来。

　　证券公司生长于直接融资市场，券商作为市场中介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信息、研究、营销等专业服务，减少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因此，直接融资市场对于券商中介的倚赖性注定没有间接融资市场对于银行中介的倚赖性大。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中国是应建设“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争论“银行主导”还是“券商主导”的根本原因。

　　既然如此，证券行业就应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这就是通过提供知识性和专业性的服务、充分发掘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种专业化服务正是国内券商与国际投资银行的差距所在。当前中国证券行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这种由通道型、投机型的经营模式向专业型、服务型机构的全面转型。为了实现这种转型，必须从管理入手，转变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手段，严格风险控制，强化制度建设并提高执行力。

　　总之，后资本游戏时代的中国券业，应防止出现向资源游戏和资金游戏的简单回归，而应努力走向“知识游戏”和“管理游戏”时代，这才是中国证券业健康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

精明的现代人很早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凑钱打的、团购。不过，体现当下“新集体主义”的最新潮合伙消费，你是否尝试过呢 ？

　　合伙谈恋爱

　　别想歪了，这里的合伙谈恋爱指的是几对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恋人一起游玩一起消费，可没有其他成分哦 ！

　　31岁的王建明给我们出示了合伙谈恋爱前一周的爱情消费账单：星期一，和女朋友去新开的一家韩国料理店，晚餐共消费198元，晚上打的送女友回家再打的回到住处，车费共计30元，合计228元；星期三，两人先去肯德基吃晚饭，花了76元，之后又去咖啡馆小坐，要了一壶茶35元，出来后打的回家，车费共20元，合计131元；星期五因为天热，女友要吃冰淇淋，于是吃了一顿冷饮，花了80元，同时又是打的回家，车费25元，合计105元；星期六，陪女友上街买衣服，还好女友执意要自己掏钱，买完衣服两个人又去了一个很有情调的酒吧喝酒，这一次花了100元。由于回家不是很晚，可以坐公交车，节省了打的钱……然而最让王建明烦恼的事还不只是荷包的急速缩减，而是每天的节目单都是吃饭、逛街、喝咖啡……，可招数用尽，女孩那边还是不温不火、不动声色，猜不透她的心思。

　　王建明的苦恼可以理解，姑娘芳龄24，谁叫他是个三十出头的“老男人”呢。时间不等人，空耗总不是件事儿。都说是“快餐”时代的爱情了，可怜王先生这厢一直进展缓慢，大半年过去了，连女孩的个性还没搞清楚呢。

　　建明的苦恼引来了好友毛先生的共鸣，于是两人一合计便想了个辙：共同加入爱情征程。有了四个人的参与，打的正好满座，吃饭不会浪费，打牌聊天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不仅荷包压力骤减，而且出游的选择范围也大了：可以唱唱卡拉OK，可以到网球场练练肌肉，更可以到乡下小镇享受逍遥自在。最要紧的是，女朋友也一改以往的矜持，活泼大方起来，两对恋人的感情急速升温。王建明明白：爱情的“幸福时光”开始到来了。

　　合租汽车练习

　　合伙买汽车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和折扣，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如果你暂时还没有购车计划，又不想让驾照一直躺在抽屉里，那不妨先合租一辆汽车来提高技艺。

　　今年25岁的陆兆雄刚学会开车不久，实在不好意思去向朋友借车开，怕碰坏了不好交代。不过刚学成出师，难免手痒难耐。自己租辆车开呢，一整天又嫌太累，经济上还不划算。某天在驾校一起上课的几个同学聚会，小陆突发奇想，不如每逢周末四个人一起去租辆车，这样每人都可以轮开四五小时，既锻炼了车技，又可以交流心得经验，而且这样的开车时间对新手来说也不是太累。

　　说干就干，陆兆雄直奔租车公司。按公司规定一次性付1000元以上保证金便可以办张金卡，这样每次租车就可以打8折，租辆桑塔纳一天租金160元左右，算下来每人每天才40元。一到周末，四人便碰头共同练习车技，陆兆雄的刹车控制不好，李先生的转弯技术有待加强，四人便互相交流、现场指导。几个月下来，在互相督促交流下各人的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如今他们开合伙租的车也越来越潇洒了，不仅在城里兜，还一起驾车到郊外野游。从此这几个车友也成了好友。

　　合伙买套小公寓

　　川本和石棉都是一家日本电脑公司驻南京分公司的主管，每月两人都至少要到南京来一次，或者视察工作，或者考察市场。不过因为他俩都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在安排他们来南京的日程上总是小心地将其错开。

　　川本是学经济出身，在南京呆了没多久，就发现住酒店实在不划算。公司每天给他的住宿补贴为人民币200元，出差一周按五天算，就是每周补贴1000元。而住酒店一天至少需要280元，结果自己还要倒贴一部分。正好那时分公司附近有一栋新楼刚刚盖好，物业、花园、电梯样样不缺，川本便想购下一套，于是找到石棉商量。两人一拍即合，便以两人的名义合伙买下了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这样，以后每次来南京就算是回家了，有了家的温馨感觉。至于购房费用，他们一起付了首付款，余下的就用公司划拨的住宿补贴来还。算下来，两人所得的住宿补贴还远远超过了每月要支付的房款呢。如此算来，不出五年两人就能轻轻松松赚得一套自己的房子。

　　合雇钟点工

　　一个人生活，做OL（OFFICELADY，办公室小姐 ），忙到半夜才回家是家常便饭。米小姐这个心力交瘁呀！看到温馨的床，两只眼皮就习惯性地开始打架，第二天总是匆匆忙忙起床，刷牙洗脸出门，连早饭时间都省下来了。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坐在屋子里，满目狼藉使她很是悲凉：报纸胡乱堆放一地，很多衣服没来得及洗，吃的尽是快餐食品，连一顿好好的素菜都没时间做……真是越看越心酸，想想好不容易有个周末，竟然要把美好的时光浪费在打扫房间上。

　　但米小姐是这样一个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都请了钟点工干家务，但一小时五块钱低廉工资，要钟点工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忙个不停，让她感觉自己在恶狠狠地剥削别人的劳动。那天，米小姐在办公室叹苦经，引来同事的一顿嘲笑：何不找些同伙一起去雇个钟点工呢做上半天算四个小时，也有20块钱，对下岗工人来说也算是一个补家用的好机会。四个人合伙雇一个，一下子要个100个小时，既解决了别人的实际问题，自己也心安呀。

　　于是米小姐找了两个家住得较近的同事，再拉上一个邻居，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家政公司请钟点工，要的时候就一个要求，要同一个钟点工来干四家的活。因为四家住得很近，家政公司自然答应得很爽快。钟点工是个四十多岁的下岗女工，很勤快而且信得过，每次打扫好就约好下一次打扫的时间。时间长了，家里没人让她单独打扫也放心，后来四个人干脆把家里钥匙也给她了。

　　有时候米小姐要出差，就跟合伙人换一天打扫时间。从此单身的日子过得自由又惬意。

　　其实在生活中，新集体主义已经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比如合装宽带网、合伙租个写字间、合伙请教师、合伙装修等等各式各样的合伙方式，想省钱省事的话，你不妨选一样自己适合的试一下。

上周A股市场在震荡中出现了重心上移的趋势，上证综指甚至在日K线图形成了上升通道的雏形，而且在上周末也站稳在30日均线上方，似乎表明A股市场的反弹空间犹存。

　　惊现三大动力

　　从盘面来看，近期A股市场悄然形成了持续的做多动力，一是政策面。在上周一加息之后，A股市场出现该跌不跌的走势，从而强化了各路资金对市场走好的预期。在资金面方面，上周末各媒体报道了QFII从试点正式跨越为A股市场的一项基本政策，QFII质的飞跃将为A股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源，从而成为本周A股市场走强的最新做多动力。

　　二是市场面。随着中报数据的披露，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从相关统计数据中看出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同步的两位数增长预期，这对于提振A股市场的做多信心有着极大的促动作用。而且，在中报披露过程中，各路资金对中报信息的再挖掘后，推出了一系列的强势股，G中牧、G瑞贝卡、G招商局、G澄星、G华发等个股就是如此，从而对近期A股市场的上涨形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三是技术面。新股与大市值个股的相继走强也有望成为未来A股市场反弹的推动力。就新股来说，作为新优质资产的核心品种，远光软件、江山化工等个股的成交回报显示出机构专用席位时常出没。而就大市值个股来说，G联通、G长电等在基本面新做多动力的因素下，盘口不明显示出千万元级别的大手笔买单。由于此类个股是大盘的重心之所在，所以，他们的走强也就推动着大盘重心的上移，上证综指的日K线图的上升通道由此悄然浮现。

　　“红色星期一”可期待

　　不过，由于时间的推移，新股扩容节奏的提速预期也在影响着多头们积极做多的信心，因此市场参与者对A股市场的反弹空间并不乐观。但由于上述诸多新做多动力的出现以及这些利多信息经过周末的分析消化后有望释放出做多动能，因此，本周一的A股市场有望出现“红色星期一”。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上述的新动力存在，A股市场新的运行格局悄然形成，即一方面是大市值个股稳住阵脚，即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大市值个股的建仓，从而稳住市场预期，有着较强的防御性特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强势股予以重兵突击，营造局部进攻的态势。

　　这样的市场格局既拥有防御性的稳健走势，也因为新强势股的上升通道而赋予防御中不乏攻击性的能力，从而使得A股市场出现在震荡中重心持续上移的K线走势。因此，我们可以相对乐观地预期，本周的A股市场有望持续反弹，反弹空间可相对乐观地看到1700点。

　　寻找新强势股

　　正因为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投资者可不必过分谨慎，对于资金们局部反攻策略的先锋股可予以重点关注。而这些先锋股的共性就是相对应的上市公司基本面出现了积极的新做多动力，故可以积极予以关注。

　　就目前盘面来看，可重点关注这么两类新动力股，一是产业有新动力的个股。比如说政府对污水处理的重视有望引起污水处理设施的建造高潮，因此，对从事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以及提供污水处理设备的相关上市公司，可引起重点关注，G粤水电、G创元等个股就是如此。再比如说节能产业政策的扶持使得从事节能产品上市公司也有望迎来新的增长动力，G双良、G置信、G联创等个股有着一定的潜力。

　　二是中报中显示出业绩有望加速且可持续性增长的个股。比如说近期有行业分析师的研究报告称，G太重得益于我国重工业进程，未来的主营业务收入依然有望大幅增长，而随着股改完成后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取向的一致，不仅仅使得公司的净利润得以释放，而且还使得未来具有产业整合整体上市的预期。因此，该股在近期明显有资金建仓。类似个股尚有华兰生物、G金宇、G华发、G澄星、G马龙、G兴业等个股。

　稳健型组合：组合中的公司是行业中的一线企业，是细分行业的龙头，未来每年业绩增长幅度在30%以上，即使遇到更大幅度的宏观调控，它们也是绝对的胜者和受益者。该组合包括：G万科A（000002）、金地集团（600383）、G华侨城（000069）、G金融街（000402）、G招商局（000024）。

　　绩优小盘组合：组合中的公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本面出现好转，未来几年业绩集中释放，这些公司股本都比较小，市场关注程度不高。该组合包括：G深振业（000006）、G名流（000667）、G冠城（600067）、G华发（600325）、G栖霞（600533）。

　　激进型组合：组合中的公司目前的估值比较高，但是在可预期的未来成长性非常好，业绩增长幅度甚至可能超过50%。该组合包括：保利地产（600048）、G中粮地（000031）。

　　风险型组合：组合中的公司未来前景非常好，但是在可预期的未来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业绩增长幅度甚至可能超过100%。该组合包括：博盈投资（000760）、G中宝（600208）。

　　题材型组合：组合中的公司未来有资产注入的预期，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实现，将使公司基本面发生很大的好转，但是这些题材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该组合包括：G广宇（000537）、G中企（600675）。

如何才能算是高收入？按税法，这条线划在了12万元/年。倘若按照麦肯锡公司两位研究人员的说法，10万元/年以上就算是高收入家庭了；每户家庭的平均就业人口为1.6人，折合每个劳动力收入6.3万元/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最有钱的城镇家庭（占总数的10%，十里挑一）平均年收入为7.3万元/年，折合每个劳动力收入4.6万元/年。从12万元到6.3万元，再到4.6万元，相差如此之大，或许可以把它们分别对应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高收入”下限。

　　接下来的问题是，所谓的“中产阶层”能否等同于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家庭年收入在“6万—50万元”之间；零点公司则要求，个人年收入水平20万元以上。相形之下，中等收入群体的门槛显得低了一些。2004年我国的中等收入城镇家庭（占总数的60%）平均年收入为2万元—3.4万元/年；麦肯锡则认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下限为2.5万元/年。如果采用国家统计局或零点公司的定义，中产阶层人群的数量不到我国城镇居民总数的20%。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中产阶层其实就是当前中国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跟富人相邻而居。尽管它的名字里头带有“中”的字样，却脱离了群众，收入高于“中等水平”。

　　说了一堆枯燥的数据，主要是为了引出一些感慨：众多机构、学者争论不休的“中产阶层”定义问题，在恋爱中的女人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借用并改编地产商冯仑的说法，女青年择偶时会把男人分成四类：有房有车（特指轿车）无房贷、有房有车有房贷、有房无车有房贷、无房无车有现金。此分类闪耀着民间智慧，比硬邦邦的年收入数字还要科学。首先，它重资产轻收入，充分考虑到了家族财产的继承，也避免了在隐性收入、垄断福利等细节上纠缠不清。其次，它重实质轻形式，提供了适用于各个城市的统一标准，破除因为各地生活成本不同而导致的数字错觉，更为强调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目前，我国各地的生活成本相差不小，主要原因在于房价。年收入6万元，买不起京、沪城区内的房子，却可以在中小城市置业购车。如果只采用收入数字指标来分类，对广大中小城市青年不太公平。

　　可以想见，有房有车无房贷的男士最受女青年们的好评。潜台词如下：“两有一无”才叫生活，才是入选中产阶层的标准。所谓中产阶层，在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的发达国家里，是一个相对值的概念，可以等同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是一个有关生活质量的绝对值概念，否则就会成为“小康”甚或“温饱”的代名词，闹出印度式的笑话。印度中产阶层号称有1.75亿—3亿人，他们中很多人还买不起彩电、冰箱。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是个笑话？因为中产阶层这词就是舶来品，美国电影所灌输的中产形象深入人心，其中的诸多要素（汽车、大房子、专业人士、白领等）成为我们预设的标准。人们固执地认为，真正的中产阶层就应该超越小康，步入富裕，达到或接近美国人的中等生活水平。该水平具象、简化到极致就成了“有房有车”。

　　作为未婚男青年，无法不对这个标准持有异议：等到“两有一无”的那一天，俺们估计都要“奔六”了，房贷得还30年啊。香港大学2005年12月份做过一次调查，随机抽取的516人中，有89.3%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近九成香港人的家里有房有车无房贷？打死也不信，估计这些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中间阶层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引用90年代的调查数据说，香港只有20%—25%属于中产阶层。与此形成南北呼应的是，《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数据称，内地中产阶层占城市总人口的11.9%。照此看来，女青年们择偶可真不容易，多数人最终只能放弃中产的梦想（又名“美国梦”）。(文/一虫)

“200万的生意被你做成了1000万！”《疯狂的石头》中的这句台词竟然变成了现实。这个低成本、高票房的奇迹也许将成为中国电影制造的一个经典

　　

　　“200万的生意被你做成了1000万！”《疯狂的石头》中的这句出自冯董之口的牢骚话，竟然变成了现实。上映17天，该影片的总票房就突破千万，首批30万套DVD也全部脱销。疯狂的票房走势带动“石头”的身价持续上涨，网络播映权、电视台播映权都卖出了国产小成本影片的天价。

　　这部由刘德华投资，宁浩导演，所有演员都操着一口重庆方言的纯娱乐电影，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明星的加盟，在简单试映了一下之后，影迷们疯狂的好评便如潮水般涌来，正是观众的口耳相传成就了“石头”的高票房。

　　满足观众对电影的本质诉求

　　《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只花了300万元制作成本的“石头”，抛却了气势磅礴但毫无根基的场面，也没有极尽奢华但空洞无物的制作，而是认认真真地洗尽铅华，用影像技术老老实实地给观众讲了个故事。文化业营销资深人士张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观众对动辄耗资数亿却不知所云的国产大片产生“审美疲劳”之后，《疯狂的石头》告诉观众：其实电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石头”契合并还原了观众对电影的心理需求。

　　虽然也是以夸张和恶搞的手法来制造笑料，但《疯狂的石头》严密的逻辑性不容忽视，片中很多笑点的成功都在于预先埋下的伏笔。例如，影片中有一段国际大盗模仿《碟中谍》里下坠盗宝，却发现绳子不够长，气得大骂“奸商”的镜头，观众观看仔细的话，就会联想到影片上半段商人卖10米绳子给大盗的镜头；另外还有谢厂长接到儿子求救的电话却数番不予理睬，形成这个幽默的起因是影片伊始谢小盟曾被谢厂长发现在厕所叫人用绑架蒙他老爸，这个笑点可谓一炮双响。

　　这样的巧妙布局衔接，在“石头”里比比皆是，虽然夸张但是非常有说服力。由于影片中有着太多戏剧化的巧合，太多预设的幽默包袱，而人物彼此之间又有太多的联系，因此在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之下故事极易发生纰漏。不过最终宁浩和他的编剧小组做得非常好，整个故事讲得相当严密。

　　张宁认为，《疯狂的石头》之所以被认可，不在于它有多“戏剧”、多悬念、多花哨，它只是做了一个电影该做的事：从生活中来，并精彩地讲述生活。它满足了大众对电影最本质的诉求。

　　口碑营销的典范

　　制作成本仅仅300万元的《疯狂的石头》，营销的费用同样少得可怜，但是，跟内容制作上的智慧一样，“石头”在造势方面做得也很聪明，他们没有选择烧钱式的、狂轰滥炸的广告攻势，而是看重了口耳相传的口碑效应。

　　在公映之前，“石头”就在制造口碑上下足了功夫。通过上海电影节上的宣传活动和影评人放映专场，先行在影评人和媒体中进行了预热。紧接着推出在五城市做的免费放映，最直接地创造了口碑，提高了影片人气。在影片正式公映之前两周，已经持续不断地传出了一波波好评。

　　同时。在照顾传统媒体的同时，“石头”更充分利用电影论坛、MSN及博客等形式进行宣传，这已经成为那些相对专业的影迷获取电影信息的重要途径。公映之前首先吸引了这部分人，加上有扎实的影片质量作保证，“一传十，十传百”的原始传播效果不容小觑。

　　但这些相对“大片”的营销来说实在太小儿科了。观众自发的毫不吝啬的赞美才是《疯狂的石头》达到无营销胜营销境界的真正原因。

　　不完全统计显示，有50％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看《疯狂的石头》是因为亲友同事的推荐。30％是因为“石头”在网上的超级人气，网络时代的口碑传播在这里显示了最强势的威力。

　　这就是网络时代的规则，只要你的“产品”够好，它就能成功，即使它简单得就是一块石头。

创国内基金发售时间最快纪录的易方达策略成长2号基金经过2天闪电改造后结束发售。继上周四发售17亿元后，周五发售量接近20亿元，两天合计发售金额约37亿元。而此前募集说明书显示，此次发售将严格控制在40亿元的发售目标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