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体系 市场的选择———美国大豆定价体系初探

近两年来，我国企业在大豆、铜、棉花、钢材、石油等大宗商品方面屡屡受挫，我们对于美国定价中心的地位和美国基金的呼风唤雨的感觉真是复杂得很，痛恨、羡慕、忌妒夹杂，一时间对于争夺“定价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此，笔者想以大豆为例，从美国大豆定价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美国大豆定价体系的构成入手，深入研究，探讨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以期对国内企业利用国内外期货市场规避风险有所帮助。
一、美国大豆定价中心的形成
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都是以国际市场作为基准的。世界上石油的定价是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和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作为基准价格的；有色金属的定价是以伦敦金属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的金属期货价格作为基准价格的；而大豆的定价则是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农产品期货价格作为基准价格的。CBOT大豆期货的历史、规模、规范程度和市场认可度都是世界一流的，成为国际定价中心是市场的必然选择。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尽管发展不错，但何时能成为国际定价中心，仍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需要国际市场参与者的选择和认可。
1.美国的强势经济
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10年，美国经济经过10年的繁荣发展建立起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合理的经济结构、完善的金融制度以及强盛的企业生产力，产生的美元财富效应溢满全球，不仅使美元资产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展，而且使全球对美元资产的依存度上升，这些因素构成了美国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动力，也成为美元呈现“强势”的强大实力支撑。
“强势”美元政策作为美国的国策，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克林顿政府，当时出身于金融部门的罗伯特·鲁宾出任财政部部长，公开支持美元升值，“强势”美元政策自此确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美元作为一个被长期沿用、频繁提起的“政策”，其内容并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义，实施该政策的具体手段和工具也无从谈起。“强势”美元是否就是意味着美元汇率的强势呢？
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2003年6月首次对强势美元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解释，认为“强势”美元是希望投资者对美元有足够的信心，希望美元成为人们愿意持有的储备货币……而非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市场价值如何。
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急风暴雨般的下跌趋势，人们本能地联想到美国经济不景气，并且进一步从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等经济结构和政策矛盾上盘点美国经济问题。但认真分析过国际金融市场整体状况后就可以了解到，虽然美国经济数据不利较多，经济不景气的忧虑依然较重，但是如果从整体实力或经济对比看，美国仍具有较强的优势。
2.最早推出大豆期货
芝加哥战略上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以北美五大湖为依托，利用临近中西部肥沃农场的优势，迅速发展成为美国的谷物集散地。由于存在着买卖需求信息、运输、仓储等一系列问题，当时市场管理非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期货市场的出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随着通讯业的快速发展，芝加哥与南部、东部的通讯工作很快完成了对接，使芝加哥地区能够迅速收到来自纽约等地的价格信息。为了满足建立一个集中市场的需要，1848年由芝加哥82个商人发起创立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简称CBOT）。
该交易所成立后，对交易规则不断加以完善，于1865年用标准的期货合约取代了远期合同，并实行了保证金制度。1936年，大豆期货开始交易。1950年—1951年，该交易所又完成了大豆相关品种的推介，如大豆油、豆粕。1984年，CBOT开始进行大豆期货合约的期权交易，这标志着农产品期货合约的期权交易上市了。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一样，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价格，而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大豆期货交易场所，势必会对全球的大豆价格产生影响，CBOT市场上形成的价格为美国大豆的现货价格提供了定价基础，加之美国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最大大豆出口国的地位，其价格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豆价格的参考标准。
3.长期贸易习惯
正是由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的指标作用，全球的大豆贸易模式大多都是基差贸易，即买卖时的报价是根据某个月的合约的基差报出的，即：基差价格（BASIS）＝现货价格(CASH)－期货价格(FUTURES)。
在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参与主体中有60％是从事生产、流通、贸易、加工的现货商，农产品现货市场中各个环节的定价也都离不开期货市场，可以说，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真正融为一体，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利用。连结美国农产品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纽带就是基差，现货市场绝大多数的定价体系都是以基差为基础而建立并形成的，期货市场的许多操作策略也都建立在对基差变化和判断的基础之上。
大豆基差（Basis）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大豆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差额。若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基差是正值；若现货价格低于期货价格，基差就是负值。构成基差的最主要因素是运输成本，在正常情况下，接近生产地的基差往往是负值，FOB海湾的基差一般是正值。
一般来讲，贸易商根据基差历年的季节平均值和当前的供求状况来确定自己的交易。基差往往在美国和南美大豆收获季节时最低，在收获季节之后的一两个月后开始上升。另外，市场的供求状况也会决定基差的走向，当市场供大于求时，基差价格往往会变弱；反之，当市场供不应求时，基差价格往往会走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强势经济背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价的指引作用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球大豆贸易模式，使得CBOT的大豆期价成为目前大豆贸易价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全球的大豆定价中心。
二、美国大豆定价体系的构成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农业部、贸易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金和农户在大豆定价体系中的作用各有不同，正可谓一环扣一环，紧密联系。下面笔者就大豆定价体系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国内企业提高参与国际大豆交易活动的水平，增强行业、企业规避风险的意识、技巧和能力。
1.美国农业部
美国农业部（USDA）作为美国政府管理农业事务的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定期公布数据，以引导美国农民种植，这些报告包括月度供需平衡报告、出口检验报告、种植意向报告、最终种植面积报告等。
每个月第二个星期的中部标准时间上午7：30发布月度供需报告，包括本年度产量的预估值、出口量、国内用量、上年度期末结转库存以及本年度年终期末库存预估值等。在美国农业部月度报告出台前的一个星期，几家私人机构会率先发布他们的预估值，这些预估值的平均值就是市场对农业部报告的预测值，如果美国农业部的数值与这些私人机构的报告相差甚远，CBOT大豆期价就会出现大幅波动。其中，1月份的月度报告最为重要，因为只有这个报告的数据是具有上一年度的最终实际数据，而其他11个月份的数据则均是预估值。
除了月度报告，美国农业部还定期发布两种农作物种植报告：3月底推出的种植意向报告（Planting Intention Report）和6月底公布的最终种植面积报告（Final Acreage Report）。种植意向报告可以告诉投资者预估本年度产量的引导信息，如果种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投资者就可以预计今年产量有可能下降；而6月底发布的最终种植面积报告则告诉投资者农民的实际种植面积。
另外，在种植季节，美国农业部每周一下午还会发布农作物长势状况报告，每周一发布进口检验报告，每周二早晨发布出口销售额。如果在农作物长势状况报告中，作物生长状况良好，优良率达到90%以上，则可以预计价格会下跌。如果出口销售值下降过多，无法与农业部的预测值保持一致，那么美国农业部很有可能会在随后的报告中调低预测值。
因此，一方面，农户、贸易商、榨油厂、饲料厂、基金等大豆定价体系中的任一环节都会密切关注农业部的各项报告，农户可以据此调整种植的品种、面积，贸易商、榨油厂、饲料厂可以调整自己的套保头寸，基金更是可以据此灵活进出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农业部也通过公布数据，引导种植和消费，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规避风险的期货市场渠道。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免费向全球公开发布，由于其数据的唯一性、公正性和及时性，成为世界上涉豆企业的主要参考数据，但并不是美国大豆企业的唯一参考。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一家美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说，他们绝不会仅仅依赖于美国农业部提供的预测报告。一家美国加工企业可能平均拥有4—5个专门的咨询机构，分别就合同事宜、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当年收成等向这些机构寻求咨询意见。很多美国公司甚至还拥有专用的气象服务机构，而不仅仅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气象预报。所以说，美国农业部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仅仅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数据，并不是唯一的数据。
2.大豆贸易商
美国、中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但国际大豆贸易却掌握在以美国公司为主的国际粮商手中，如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这几家公司被市场称为“ABCD”四大粮商。
以巴西为例，根据中粮的巴西考察报告，我们了解到，巴西大豆的收购和运输基本上被“ABCD”几家公司所掌控，巴西当地公司很少参与。尤其是在大豆种植历史短的巴西中西部地区，当地没有合作社，农民收获大豆之后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大豆换化肥的方式卖给“ABCD”公司的，虽然农民可以不在交豆的当天定价，他们最晚可以在11月份定价，也可以在交豆前定价（以CPR的方式执行），但实际上定价权完全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而且“ABCD”公司在水份杂质方面扣价很严格。
巴西大豆的运输也同样控制在“ABCD”公司手中，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的铁路、河流运输，控制了大部分的港口，比如，通往巴拉那瓜港的一条铁路被邦吉公司所掌控，合同的使用年限长达23年。因此，巴西大豆必须通过这四大粮商才能运输到世界各地。
美国大豆贸易商在现货上控制了国际大豆的主要产供销渠道，在期货市场上则进行套期保值，有时也进行投机。尤其是当现货订单数量很大的时候，贸易商可以在现货上不赚或少赚而从期货投机交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因此说，以美国为首的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大多数的大豆市场贸易活动，充当了CBOT大豆市场波动风险的载体，并在全球贸易过程中，将风险转移给了别国，而将风险利润留给了自己。
3.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当前世界上交易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其中玉米、大豆、小麦等品种的期货价格不仅成为美国农业生产、贸易的重要参考价格，而且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权威价格。
在芝加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的9：30a.m.—1：15p.m.(节假日除外)都会进行大豆期货场内交易，交割等级是二等黄大豆或交易所指定的替代品。目前在CBOT的农产品交易中，60％属于套期保值，投机型交易约占30％，这与中国的大豆期货交易类型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在美国，榨油企业有90多家，这些企业和美国的中小企业进行的套保交易一般是经典意义上的套保，每一笔现货交易发生，就会有一个期货头寸与之相对应。上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法案进行了一定修改，开始对农民实行直补，同时也直接推动了美国农民经常性地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回避。这两种交易的组合，成为价格形成的公开平台。为避免投机型交易者的操纵行为，交易所采取了控制其交易仓位的措施，并每天通过自律机制进行监控。除此之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也对交易进行监控，而且交易所还会定期把大宗交易汇报给政府部门。因此，CBOT大豆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相对较为公正、公平和公开。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在CBOT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大豆期货合约标的物是美国大豆，而其他大豆主产区如巴西和阿根廷以及主销区中国的大豆则不能用于期货交割。所以说，CBOT大豆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代表美国大豆市场的供需关系，并不能代表全球大豆的供需状况。
4.基金
期货市场上的风云变幻是与基金的推动分不开的。基金在美国期货发展史上有着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些资金规模动辄几十亿美元的金融巨鳄游入商品期货池后快速建仓，推动能源、金属以及农产品期货创下近期新高甚至是历史新高，随后资金在高位获利平仓，期价也大幅跳水。一般来讲，在商品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基金分为三个类别：期货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和指数基金。
基金往往根据基本面和技术面尽量捕捉价格的大趋势，很少抄底摸高。大基金会同时雇佣多个技术面人员和多个基本面人员，当两者分析结果一致时，就会大举进入市场，由于其资金量大，因此对市场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由于基本面的变化会轻易打破基金推动价格的惯性，而使价格反转向另一方向运动，所以基金总是集中在交易量最大的近期合约，以便从容建仓和平仓。因此，密切关注基金在主要合约上的头寸变化，可以提早知道某些市场即将反转的信息。
5.农户
上世纪90年代，政府部门对美国农业法案进行了修改，开始对农民直补，这直接推动了美国农民经常性地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回避。
在美国，以农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各种联合体在美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他们拥有大量的谷物转运站，为农民提供农产品储存、加工和销售服务。同时，合作社以各地的转运站为单位，每天对外发布基差和收购价格。另外，为了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保障产品畅销，一些实力较强的合作社还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和信息研究机构，推广新技术和新业务。相当数量的农业合作社利用期货市场为农民拓宽销售渠道，保证多样化的销售服务。
具体说来，农业合作社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如何为美国农民的农产品提供一条稳妥、高效的作物销售渠道，而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农业合作社首先和农民签订购销套保合同，农民按照合同中规定的条款向当地转运站缴纳现货，合作社负责按合同中的规定条款在期货市场上执行套期保值操作。由于双方之间遵守诚信原则，加之每个社员都是合作社的股东，彼此进行了长期的合作，因此基本上不会出现违约事件。美国的家庭农场一般都是通过合作社进入期货市场，据介绍，在衣阿华州，有超过50％以上的家庭农场和所在合作社签署了合同进行套保，只有不到10％的农民自行进入期货市场。
三、对我国大豆市场的借鉴意义
2005年上半年，国际大豆期货价格暴跌导致我国出现大豆“进口危机”，国内榨油业损失惨重，一半以上企业倒闭，存活下来的企业也是伤痕累累、元气大伤。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美国农业部发布虚假信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国际基金联手陷害等因素，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只有熟悉游戏规则，充分利用期货市场，才能避免被动受挫，才能真正有效地规避风险。
1.熟悉游戏规则，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在大豆国际贸易中，虽然我国已跃居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美国第一大买主，但我国大豆市场全面放开只有10年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实在是很短。中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市场参与者，对整个国际贸易的规则、特别是对如何利用游戏规则保护自己还不熟悉。
在美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户，他们的市场风险意识都很强。对企业而言，他们追求的“是经营而不是投机”，因而在市场经营中，不仅集团总部充分利用期货市场对经营风险进行管理，下属企业也充分利用期货、期权市场进行风险管理。他们进行的套保交易一般都是经典意义上的套保，每一笔现货经营发生，就会有一个期货头寸与之对应。对大豆压榨企业来说，油厂在一周内即可完成加工销售的，无需进行套保；如果一周以后销售产品的，都会进行套保。如果CBOT压榨利润较高的话，油厂就在CBOT对压榨利润进行套保。美国压榨企业的经营利润是稳定的，在CBOT压榨利润参考指标下，如果企业利润长期在平均压榨利润以下，企业经理可能就有位置或奖金之忧，而如果超过平均压榨利润过多，总公司就会对企业加强监管，检查企业是否进行了投机。
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油料经营公司ADM，芝加哥目前有560多个交易员为其现货头寸进行风险管理，公司年支付佣金费用超过500多万美元。ADM现货头寸全部处于风险管理之下，下属公司有自己的套保交易，总公司有内部平衡管理系统，总公司对下属公司的套保头寸进行平衡后，通过期货、期权交易对暴露的风险进行再回避。公司的套保交易较为灵活，完全根据现货情况而定，当现货经营发生变化时，公司随时会调整期货头寸。美国现货企业有时也进行投机交易，但一般是进行基差和套利投机，公司会对投机头寸进行控制，以不影响公司的基本经营为前提，投机交易量大多控制在公司现货经营量的5％—10％之间。
相反，在中国，国内榨油企业参与套保的比例很小，大多是以投机为目的，这就为国内企业不根据基本供求关系判断价格走势，盲目买涨不买跌，最终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其实，市场总是有风险的，即使是在一个完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波动的风险也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从企业自身来讲，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的各种金融避险工具，不要寄希望于投机操作获取巨额利润。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个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形成了各环节紧密相扣、系列服务的体系的国家，绝大多数的企业和农民还是要通过期货市场避险的，而我国大豆企业才刚刚起步，又有什么理由不增强风险监控意识呢？
2.适时发布中国权威数据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之所以能够影响广泛，就是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定时免费发布的农业数据，它每周、每月定期向全球公开发布行业报告，不仅发布美国本国相关数据，而且还发布全球主要产区和需求地的数据。而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和贸易国，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和发布渠道适时发布中国大豆行业单产、种植面积、库存、压榨等基本信息，更找不到权威的、全面的数字。虽然中国农业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以及中国海关都会发布一系列农业数据，但数据不统一、不及时，难以成为世界上密切关注的权威数据。
中国大部分企业在做经营决策时，只能参考美国农业部或外商提供的中国与国外市场数据，但是在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往往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难以对市场进行正确的判断。更为严重的是，国内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为了蝇头小利而互相封锁消息，美国则是大方地免费向全球提供一切数据。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中国企业、甚至是全球市场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与其说美国基金有意在大豆市场狙击中国企业，还不如说中国企业给了美国基金狙击的机会。
种种状况都暴露出了我国在数据收集和披露方面存在极大的漏洞，我国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和发布渠道适时发布中国乃至全球的大豆数据，否则中国大豆产业将面临巨大风险。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尼·丹的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以及其他正在经历着重要经济发展的国家而言，不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通向全球期货市场的渠道才是实际的风险所在。”
当然，我国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还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和体制改革，这与我们目前的实际状况还有一定距离，但建立中国自己的数据库的大方向没有错，必须切实有效的执行下去。
3.尽快放开外盘交易
我国在大豆进口模式、流程和套保模式上均存在较大漏洞，给国外基金狙击中国资本创造了条件。
首先，我国大豆采购经常以“集体采购”的形式进行，毫无商业秘密可言。为了加强中美经贸合作，扩大双边贸易，特别是扩大中国自美进口，中国分别于2003年11月、12月和2004年1月派出三个政府采购团，花费大约100亿美元，购买了多种大宗商品，其中大豆采购团尤为引人关注。但是这种声势浩大的“集体采购”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公布于众，亮出了自身底牌。
其次，从我国的大豆进口流程上看，为了获得进口大豆许可，外商必须先取得农业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临时证明》，国内榨油厂也必须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认可批准文件》，然后将两份文件交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申请许可证，方可进口大豆。这样，外商在签合同一个月之前，便已知道合同肯定要签。国际大豆贸易中采用的是基差贸易，在申请安全许可证的同时，就需购买基差，要在规定时间内装船交货。美国的期货市场非常敏感，对中国在什么时间要进多少大豆，什么时间在芝加哥结价，掌握得非常准确，这给芝加哥的投机者提供了炒作大豆价格的机会，使我国的进口大豆价格处于被动状态。
第三，由于中国只允许几家大企业参与外盘交易，中国的大豆期货交易总是出自那几家单位的套期保值头寸，很容易被发现。而且中国的商品交易还要靠别人的平台、“跑道”才能完成，商业秘密自然暴露无遗。由于自己不能完全掌握交易平台，国内企业在海外的交易通道，有的时候恰恰就是交易对手，国内企业实在没有竞争优势可言。而国际投机基金正是抓住了这些机会，并利用国内企业的失误，获取了巨大利润，同时也给国内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因此，我们必须改进大豆进口模式、流程和套保模式，应尽快放开外盘交易，变集中采购为分散采购，尽快改变我国大豆贸易“先亮底牌”的交易模式。总之，要想改变我国被动接受美国定价中心形成的大豆价格，必须增强自身实力，减少自身漏洞，因为你拥有多少定价权，关键是看你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有多大。